在古往今来的官员里，他的知名度最高。山野小民，不知道宋朝有几个皇帝的大有人在，没听说过他名号的人，寥寥无几。
他的故事被编成小说、戏剧、评书，电视剧，电影，广为流传。1993年，台湾拍摄的电视剧《包青天》在中港台都掀起收视狂潮。电视剧的开头，胡瓜用他那破锣一样的嗓子吼道：
“开封有个包青天，铁面无私辨忠奸。侠义展昭来相助，王朝和马汉在身边。”
他就是北宋名臣包拯。
包拯是一个孝子。29岁那年他参加高考，金榜题名。朝廷派他到江西建昌县做一把手。这个差事蛮不错的，但包拯认为家中父母年岁已高，自己应该跟在身边尽孝道，便奏请朝廷把自己的工作调动一下。这朝廷也挺人性化，满足了他的心愿，把他调到离家更近的安徽和州上班。可父母亲仍然希望儿子在身边照应。包拯想来想去，最后把工作辞了，在家里安心的侍候父母。
父母双双辞世后，又过了5年，包拯才离开家乡，到安徽天长县做县长，宣布自己在历史舞台上正式粉墨登场，这时候，他已经是一位39岁的中年人了。
我们知道，中国是一个潜规则无处不在的国家。娱乐圈有，体育界有，学术界有，官场自也不当例外。在宋朝时候的端州(今广东肇庆)，这种官场潜规则是通过一种叫端砚的东西折射出来的。端砚是端州的特产，非常名贵。皇帝和国家高级干部都爱收藏几块——就算不会写字儿的人，放在书房里也显得特有文化——跟现在一些企业家喜欢在书房里摆放精装本《梦回宋朝》是一个道理。因此，每年端州都会进贡一些给朝廷。这样也没问题。关键是，地方官们往往都在“贡砚”规定的数量外，加征几十倍的数额。这些多收的端砚去了哪里 十之**被地方官拿去打点朝廷权贵，以换取政治筹码。这样就加重了当地百姓的负担。
这一切，在包拯来到端州后有了彻底改观。
包拯在安徽天长县做了3年县长后被调到端州做一把手。他甫一上任就下令，严格限制端砚的生产数量，绝不允许手下干部私自加码，违者重罚。他也高调表态：自己作为“一把手”，决不要一块端砚。
3年后，包拯被调到京城任职，果然“悄悄的离开，不带走一块端砚”(岁满不持一砚归)。
公元1043年，包拯来到首都开封。上一次来到首都，还是15年前参加高考的事情。一般风景，两种心情。彼时他还是一个忐忑不安的考生;如今已俨然一位初露头角的政坛新秀。44岁的包拯，骑马走在京城的青石板路上时，心中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京城是一个大舞台。事实上，包拯人生中最精彩最华丽的篇章都是在这儿上演的。
不管是民间故事还是电视剧，都把重点放在渲染包拯断案、破案的传奇故事上面。包拯确实在法院制度改革里做了不俗的贡献。在宋朝，老百姓到衙门打官司，先得托人写状子，还得通过衙门小吏传递给知府。如此就给衙门小吏们预留了寻租空间，一些讼师恶棍趁机敲榨勒索，导致老百姓打不起官司，严重妨碍了社会公平。包拯在开封做一把手就打破了这个规矩。他在知府衙门前设置了一只鼓，老百姓要打官司，只要把鼓一敲，知府衙门就大开正门，让百姓直接上堂告状。
看起来是一件小事情。其实非也。法律维护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老百姓遇到困惑的时候愿意通过诉讼寻求救济，其实体现了对社会制度纠错能力怀抱信心。假如人为的在诉讼渠道里制造堵塞，会迫使老百姓寻求其他解决办法，比如私刑，或者暴力等等。这些都是社会动荡的源泉。
与包拯刑警队长、法院院长的身份相比，他对国家更大的贡献当是政治家身份;准确的说，是“弹劾”家。
1058年，包拯任职右谏议大夫，兼任御史中丞。谏议大夫的职责是专门向皇帝提意见。这是个很奇特的官，其既无足轻重，又重要无比;其既无尺寸之柄，但又权力很大，而这一切都取决于谏议大夫的意见皇帝是听，还是不听。而御史中丞的职责是监察天下官吏，对三公、九卿有弹劾之权。在这两个职位上包拯如鱼得水，做得有声有色。成绩也相当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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