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上出现过不少文采斐然的女作家，她们的才情丝毫不低于同时代的知名男性文人，芳名流传千古，经久不散。如卓文君、班婕妤、蔡琰、王金珠等。但遗憾的是，因封建时代对女性的异样眼光等种种原因，关于她们的文献很少，以至于后世人对她们的身世和作品都满怀争议。
南梁女诗人刘令娴就是其中颇具争议的一位。《隋书·经籍志》和《旧唐书·经籍志》都录有的文集。流传至今的作品，却仅有《玉台新咏》载录的八首诗，以及《艺文类聚》载录的《祭夫文》一篇。更可惜的是，刘令娴在正史中无传无记，她的生平事迹只是附于其兄刘孝绰的传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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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世如此扑朔迷离，才貌俱全而年轻丧夫的刘令娴，诗文免不了被后世人曲意解读，逐渐地就被世人认为：刘令娴是一个集风流与才情于一身的女性。其中，刘令娴是才华横溢的女诗人，这一点毋庸置疑。那么，她真的就是这样一个有着诸多风流是非的女作家吗？
01才女被戴上“风流放荡”的帽子
据《南史》和《梁书》的刘孝绰本传中，记录的寥寥数语可知，刘孝绰之妹刘令娴：“文尤清拔，所谓刘三娘者也。悱为晋安郡卒，丧还建邺，妻为祭文，辞甚凄怆。悱父勉本欲为哀辞，及见此文，乃阁笔。”而梁代萧韶《太清记》也曾提到：“刘孝仪诸妹，文彩艳质，甚于神人也。”由此可见，刘令娴出身世家，才华极高，曾扬名于当时，且没有所谓不堪行迹。
据学者研究，刘令娴的名声是从明代开始出现了偏差。明代的某些所谓学者在编书时为了吸引目光，故意杜撰花边信息。像写小说一样随意臆想，而不是以严肃认真的文学鉴赏态度来看待刘令娴诗文。
其中，《光宅寺》《题甘蕉叶示人》《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这三首诗，是好事者们恶意发挥、且累及女诗人名声的“重灾区”。
在这方面，尤其以杨慎的《升庵诗话》对刘令娴曲解最为严重。杨慎不但对《光宅寺》一诗作出别有用心的修改，还将诗题改成了《光宅寺见少年头陀有感》；另外，他还将刘令娴的《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缀接于《光宅寺》诗之后，改写成一首新诗：“长廊欣目送，广殿悦逢迎。何当曲房里，幽隐无人声。两叶虽为赠，交情永未因。同心何处切，栀子最关人。”
更令人震惊的是，他还明指这首诗是“刘令娴于光宅寺见少年头陀有感而作”，就这样搬弄裁剪，就拼凑出“一代才女刘令娴与少年头陀相爱幽会”的噱头。至此，杨慎得到了一种风流文人的心理快感，读者也满足了猎奇八卦心态，他们却毫不关注刘令娴背的的“黑锅”有多么沉重，甚至这一切对后世人认识才女其人其诗将会产生多大的不利影响。
很多学者要么望文生义从论诗而及其人，把刘令娴定论为令人不齿的荡妇，就连刘令娴的丈夫徐悱在世时赞美妻子刘令娴“彼美情多乐”的这一句也被人曲解为刘令娴薄情不守礼。其实人家丈夫写的诗只是赞扬妻子生性开朗活泼而已。
而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刘令娴是大家闺秀，身份和地位使她不会写出那些令人不齿的诗句，从而开始对刘令娴的诗作归属产生了怀疑，认为那些诗都是刘令娴之夫所作，“不过溺情之语”。
同样这三诗，若出自刘令娴之夫则“不过溺情之语”；若出自刘令娴，则为轻佻放荡之词。可见古时封建礼教对女子之苛刻。然而，《光宅寺》《题甘蕉叶示人》《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这三首屡屡让刘令娴背锅的诗，真的是“轻佻放荡”之词吗？真的是描写刘令娴婚外不齿之情吗？刘令娴真的如世人所认知的那样放荡吗？
02才女的诗作到底表达了什么意思？
虽然到了近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对刘令娴的《光宅寺》《题甘蕉叶示人》《摘同心栀子赠谢娘，因附此诗》这三首诗，也基本上还是认为是“艳诗”。可叹！那么，这三首诗的内容到底如何做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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