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桂芬不但将这些文字全部删掉，还在上面添加批注说“末句似不足为典”。“传贤不传子”里的“贤”与“子”，也已被涂抹得几乎辨认不出来了。陈旭麓如此评价冯的这种行为：
“就已删去的这段话来看，可见冯桂芬读过一些译书，也知道一些西方的事物，但……他不能也不敢进一步去探索一些新事物……所谓‘不足为典’，正是他……采取回避态度的遁词;但也可说明当时的人们，要前进一步是那么崎岖艰难。”
冯的这种不安，也曾被李鸿章窥见(冯后来长期在李鸿章幕府做事，为李主持上海广方言馆)。1861年，李致信曾国藩，提到“沪中深识外情而又不过软媚者难得其选，容留心访察，……冯敬亭(景亭)亦知洋情而胆不足”——所谓“知洋情而胆不足”，即是指冯桂芬对时代的认知已超越了绝大多数人，但他并不敢将这种认知做广泛的公开传播。
（李鸿章评价冯桂芬“胆不足”）
冯在1861年将自己的书稿寄给曾国藩，央求曾为其写序，其实也与“胆不足”有关。他知道自己的书稿大概率会引来知识界铺天盖地的批评，所以希望借曾国藩这棵大树荫庇一下。曾国藩对此也了然于胸，所以才在日记里说冯桂芬的主张虽好，却“多难见之施行”，冯走得比时代快，时代不会接受他的意见。
除了向曾国藩央求序言、删去书稿中的某些文字之外，为了消除不安，冯桂芬还做了一件事情：用传统政治理念来包装整部《校邠庐抗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要在“不畔(叛)于三代圣人之法”的前提下，“参以杂家”、“羼以夷说”，来为清帝国寻找一条合适的自强之路。最终，他将自己的改革理念，包装成了“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具体来说，就是“釆西学、制洋器、改科举”。
即便如此，冯桂芬最终还是选择了将自己这部著作埋藏起来，不愿在生前出版。他的好友、曾担任过苏州知府的吴云后来说，“同人咸促锓版，先生卒秘匿不出”，朋友们都劝冯桂芬将《校邠庐抗议》正式出版，但直到1874年冯桂芬去世，他都没有接受这项建议。民间流传的只有抄本，影响很小。
1876年，冯去世两年后，他的后人出版《显志堂稿》，只敢收录《校邠庐抗议》中较为“温和”的不足半数的内容。1883年，冯桂芬去世9年后，《校邠庐抗议》才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刻本。1885年前后，完整本(经冯生前删改过的)才正式面世。1889年，该书终于经由帝师翁同龢之手，呈递到了光绪皇帝的书桌上——翁同龢之所以看中这本书，恰是因为它的内容形态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冯桂芬因“胆不足”而将自己对时代的深刻认知藏起来，并非杞人忧天。1898年戊戌维新，光绪皇帝命人将《校邠庐抗议》印刷两千本，发给朝中官员集体阅读，限众人在十日内就书中内容回复意见，哪些可行，哪些不可行，理由是什么。针对冯桂芬改革人事取用制度的主张，礼部左侍郎徐承煜(徐桐之子)，义正辞严地写下了四个字的评语：
“实属荒谬!”
此时，距离《校邠庐抗议》一书写成，已过去了三十七年。
参考文献：
【 时代|1861年，一个人将自己对时代的深刻认知藏了起来】《显志堂稿》卷五，第30页。《曾文正公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显志堂稿》卷四，第18页。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49页。陈旭麓：《关于一书——兼论冯桂芬的思想》。收录于氏著《近代史思辨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2-223页。《上曾相》，同治元年四月初二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辑《李文忠公(鸿章)朋僚函稿》，文海出版社1973年版，第41页。吴云：《显志堂稿》序。陈义杰整理：《翁同龢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252、2256、2266、2330页。《都在谈“变”：对的一次讨论》。《戊戌风云录》，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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