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明晰，一目了然。
亲自上阵参与过一战的海明威说，论写战争场面的清晰准确，没有人胜过托尔斯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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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尔斯泰这种对清晰简洁的追求，还体现在他的趣味上。
他早期喜欢莎士比亚，但越到后期，越喜欢吐槽莎士比亚，越喜欢古希腊文学。
他一度认为。莎士比亚的华丽与戏谑，会影响悲剧的崇高美。
他推崇如《荷马史诗》的清澈质朴，说犹如阳光下的清泉：里头有沙砾会刺痛喉咙，但唯其如此，才显得质朴而真实。
大概许多作者都是如此：
年少时花里胡哨，越到后来越大巧不工，越返璞归真。
当然，对一个重视文笔观赏性的普通读者而言，可能就体现为：文笔不够好看。
所以如果您想吐槽托尔斯泰文笔不够好呢，其实也行。
也的确有人吐槽过：
【一般认为，巴尔扎克的文笔并不高雅，他为人粗俗，文笔也很粗俗……据说狄更斯的英语文笔也不太好，而有个很有语言修养的俄国人曾告诉我，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俄语文笔也不怎么样。世界上迄今最伟大的的四位小说家，居然使用各自母语时文笔都很糟糕，真叫人瞠目结舌。】
这段不是我说的，毛姆说的。
但毛姆立刻补一句，实在是至理名言：
【看来，文笔精美并不是小说家应有的基本素养，更为重要的是有充沛的精力、丰富的想象力、大胆的创造力敏锐的观察力，以及对人性的关注、认识和理解。】
不愧是毒舌毛姆：想夸人之前，都得先损一损。
这道理，当然不止通用于欧洲小说。
汪曾祺先生在1982年的《天津文艺》里，写了篇《小说笔谈》。
我认为实在是至理名言。
谨摘录片段。
【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
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
北京的店铺，过去都用八个字标明其特点。有的刻在匾上，有的用黑漆漆在店面两旁的粉墙上，都非常贴切。“尘飞白雪，品重红绫”，这是点心铺。“味珍鸡瞧，香渍豚蹄”，是桂香村。煤铺的门额上写着“乌金墨玉，石火光恒”，很美。八面槽有一家“老娘”(接生婆)的门口写的是：“轻车快马，吉祥姥姥”，这是诗。
店铺的告白，往往写得非常醒目。如“照配钥匙，立等可取”。
在西四看见一家，门口写着：“出售新藤椅，修理旧棕床”，很好。过去的澡堂，一进门就看见四个大字：“各照衣帽”，真是简到不能再简。
《世说新语》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
要把一件事说得有滋有味，得要慢慢地说，不能着急，这样才能体察人情物理，审词定气，从而提神醒脑，引入入胜。
急于要告诉人一件什么事，还想告诉人这件事当中包含的道理，面红耳赤，是不会使人留下印象的。
唯悠闲才能精细。
不要着急。】
举例说明下吧。
汪先生早年风格，才华横溢，锋芒锐利，但并不那么悠闲。
比如《复仇》第一段。
【一支素烛，半罐野蜂蜜。他的眼睛现在看不见蜜。蜜在罐里，他坐在榻上。但他充满了蜜的感觉，浓，稠。他嗓子里并不泛出酸味。他的胃口很好。他一生没有呕吐过几回。一生，一生该是多久呀？我这是一生了么？没有关系，这是个很普通的口头语。谁都说：“我这一生……”。就像那和尚吧，——和尚一定是常常吃这种野蜂蜜。他的眼睛眯了眯，因为烛火跳，跳着一堆影子。他笑了一下：他心里对和尚有了一个称呼，“蜂蜜和尚”。这也难怪，因为蜂蜜、和尚，后面隐了“一生”两个字。明天辞行的时候，我当真叫他一声，他会怎么样呢？和尚倒有了一个称呼了。我呢？他会称呼我什么？该不是“宝剑客人”吧（他看到和尚一眼就看到他的剑）。】
作为对比，汪先生晚年，有一篇《茶干》，他自称根本不是小说的小说，味道就变了。
【乡下人打油，都用一种特制的油壶，广口，高身，外面挂了酱黄色的釉，壶肩有四个“耳”，耳里拴了两条麻绳作为拎手，不多不少，一壶能装十斤豆油。他们把油壶往柜台上一放，就去办别的事情去了。等他们办完事回来，油已经打好了。油壶口用厚厚的桑皮纸封得严严的。桑皮纸上盖了一个墨印的圆印：“连万顺记”。乡下人从不怀疑油的分量足不足，成色对不对。多年的老主顾了，还能有错？他们要的十斤干黄酱也都装好了。装在一个元宝形的粗篾浅筐里，筐里衬着荷叶，豆酱拍得实实的，酱面盖了几个红曲印的印记，也是圆形的。乡下人付了钱，提了油壶酱筐，道一声“得罪”，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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