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书|【湘纪话廉⑨】公烛之下，不展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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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诗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记载了一段“公烛之下，不展家书”的清廉佳话。北宋时，有位李姓博州太守(今山东聊城)为官极其廉洁，公与私严格分明。一天晚上，他正在明亮的烛光下处理公务，突然衙役给他送来一封来自京城上司的信件，他收到后一言不发，立即认真读起来，谁知才看了一半，他命衙役赶紧吹灭官家的蜡烛，自己取来私人的蜡烛，重新点燃后，他才继续读完剩下的文字。原来，这封信的后面夹带的是在京城的家属捎来的一封家书，他认为应该做到“公烛之下，不展家书”。
《后汉书》中记录有一则类似的故事：“巴祗为扬州刺史，夜与士对坐，处暝暗之中，不燃官烛。”巴祗是东汉末年少有的廉吏，曾任徐州刺史、扬州刺史，有友人半夜来访，他宁愿与客人对坐在黑暗之中畅谈，也不愿使用公家的蜡烛。虽几度任刺史，他却不将妻儿家人接来府邸同住，日常开支也严格控制在自己俸禄范围之内，宁愿节约自己，也不浪费公款。
“政在去私，私不去则公道亡。”历史上，严格做到公私分明的官员留下了很多佳话。北宋著名书法家米芾曾任职涟水军使(掌军中赏功罚罪的官)，元符二年离任时，他对家人立下规矩：“凡涟地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临行前，他特将笔端残墨置于池水洗尽，以示“来清去白”。人民教育家、教育思想家陶行知一生公私分明，为了工作方便，他特意为自己缝制了一件“工作服”：上衣缝了两个口袋，一只袋放公款，一只袋放私款。一次，他外出募捐，返校途中搭公交车时，他摸了摸，发现放私款的口袋一分钱也没有了，他又摸了摸另外一个口袋，募捐来的款还在。按常人思维，陶老完全可以用公款先垫付买车票，回学校后再补上。可陶老并不这样做，而是拖着疲惫之躯，从十几里以外步行返校。“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光。”无论是案头的一柄公烛，还是笔端的数滴残墨，都是公器不能私用的具体体现;无论是李太守、巴刺史，还是米芾、陶行知，他们在意的并不是一烛一墨、一厘一毫，在意的是公权一定不能私用，公事面前绝不能存私心。“见小利，不能立大功;存私心，不能谋公事。”各种腐败问题，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以公谋私的问题，公与私的界限越分明，腐败现象就越少；公与私的界限越模糊，腐败现象就越严重。作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面对各种各样的“潜规则”，绝不可掉以轻心，不注意小节，终会守不住大节，最终难逃“大劫”，甚至坠入贪腐的深渊。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大量现实案例表明，腐化堕落往往就是先从一次次红包礼金、一次次不守“小节”、一次次公权私用开始萌芽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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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思想家程颢、程颐在《二程语录》中有句名言：“一心可以丧邦，一心可以兴邦，只在公私之间尔。”在他们看来，当政者是否具有公心，关乎国家兴亡，有了公心，可以使国家兴盛;没有公心，一切从私心出发，就会使国家灭亡。公私分明是从政的基本底线，做人的起码规矩，更是衡量党性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子。作为党员干部，当深知：公款姓公，一分一厘都不能乱花;公权为民，一丝一毫都不能私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公权，是公器，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不属于任何个人，更不是任何个人的特权、私权。公者千古，私者一时。只有始终心存敬畏，心有所戒，行有所界，才能不为私欲所动，不为私情所困，不为私利所惑，才能保持本色，善得始终。(蒋伟)
【来源：三湘风纪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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