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姬奭巡行乡里城邑，在一棵棠梨树（即甘棠）下办公宣德，后人为纪念他，舍不得砍伐，《诗经》“甘棠”称颂此事。后世，多以成语“甘棠遗爱”颂扬离任的地方官。百姓称赞他“宁劳一身而不劳百姓”，为数众多的“甘棠诗”是他当年惠政留下的两千多年的口碑。因此，大清官召公被奉为廉吏之祖、清政之源。周武王去世，年幼的周成王继位，由周公、召公两个贤臣辅佐，召公姬奭奉命建造洛邑。不久，姬奭担任三公之一的太保。后来，姬奭又辅佐周康王，开创“四十年刑措不用”的“成康之治”，给周朝八百年江山打下了坚实基础。贾福林说，配享太庙体现了帝制时代的廉政追求。礼乐的作用，是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祖先、人与人的关系。古有五礼——吉礼、凶礼、宾礼、军礼、嘉礼。祭祀之事，是吉礼；因此，祭祖属于吉礼。之所以祭祖，是表示不忘所出。皇帝即位，必告祭祖宗于太庙，表示嗣君是承天命、继父祖之业而即大位的。礼乐文化的着力点，于人是提倡孝道，于国是表彰忠心；因此，敦亲睦族，廉政爱国，成为传统道德。《孔子家语》提到“庙制”：“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谓之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君主去世，后人根据有功与否，确定其庙号。这个“功”，必须是开创之功，王朝的奠基人。其他皇帝，即便在治理国家上有再大的功劳，都只能称“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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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庙大殿两侧，各有配殿十五间，东配殿供奉着有功皇族的神位，西配殿供奉异姓功臣的神位。周朝的功臣配享，按功绩分为六种——对天子尽忠、对国有功、对民有献、能成大事、善治政、有战功。每年冬季时享，按功臣生前职位高低、功绩大小，分别设立神主。有功于社稷的臣子和子民，经皇帝允许，也可以在死后享用太庙的待遇，这些臣子死后将以郡王之礼厚葬。太庙的“太”字，古作“大”，也作“泰”。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在“大”字下加一点，成指示字“太”，意为“最大”。这一点，当指男人的第一特征，属于生殖崇拜。以“太”为“最大”，证明“太庙”是男性（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男性崇拜的产物。所以，太庙最早供奉的男性祖先，后来太庙供奉皇后是作为“配享”，或说“从祀”，皇帝死后才能“祔”于太庙，即将皇后的牌位和皇帝的牌位归附在一起，这种归附条件严格，不合条件还不行。配享太庙，不是爵位，不能世袭，也不能继承。有丰功伟绩的王公大臣，死后牌位可以放入太庙陪伴先帝，祭礼直接上升到国家祭祀的标准，是顶级无上的政治荣誉。配享太庙是臣子的殊荣，森严的配享制度说明廉政建设是太庙礼乐文化的古老使命。贾福林还表示，太庙与国家本为一体。礼乐文化追求的是中华大一统，太庙是中华礼乐文化的起源地，古圣先贤追求的是万年统绪。太庙无小事，历朝历代把宗庙、太庙、社稷与国家视为一体，统称“江山社稷”。因此，太庙文化的最高价值，在于巩固中华大一统。祭礼是政治典礼，祭权是政治权力的表现；随着政治中心的转移，祭权势必随之改变。太庙祭祖之礼的基础是宗法制，宗法制是由父系（男性）氏族社会的家长制演变而来的，宗法制是统治者按嫡庶系统维护等级世袭、处理内部关系、维护世系统治、安民治国的工具，太庙文化起源于宗法制，宗法制肇始于夏朝。周礼下的宗法制，规定了周室同姓贵族之间的关系，通过联姻规定了周室与异姓贵族之间的关系；周天子和同姓诸侯为兄弟叔伯的关系，和异姓诸侯为甥舅关系。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一个严密、完整的统治结构。1263年，元朝于旧燕京城“初建太庙”。兴建太庙的建议，由翰林侍讲学士兼太常卿徐世隆提出：“世隆奏：‘陛下帝中国，当行中国事。事之大者，首推祭祀，祭必有庙。’因以图上，乞敕有司以时兴建，从之。逾年而庙成，遂迎祖宗神御，奉安太室，而大飨礼成。”1644年，清朝顺治皇帝进入北京，将明代的太庙变成清朝的太庙，而将盛京的太庙称作四祖庙。因此，北京太庙是唯一没有在改朝换代中焚毁、唯一由两个朝代先后连续使用的太庙。主动接受中原的汉文化，是清廷能够入主中原200多年的重要原因。中国古代，不论诸侯国、割据王朝还是大一统帝国，不论作为首都还是陪都，都遵循周礼而建有宗庙、太庙。这不仅是中原汉族王朝的铁律，也是其他族融入中华民族的强有力见证。1949年解放军解放北平前夕，毛泽东派人请梁思成标注了攻城需要保护的古代建筑，第一个是故宫，第二个是太庙。礼乐文化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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