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图
司马迁像，明万历刻本《三才图会》
在此基础上，陈正宏老师提出文献之间是有层次性的。近现代中国史学的研究，往往过于重视出土的文献，而轻视了传世文献的价值。在史学的研究中，地方出土的文献资料当然有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的重大价值，但是这些异说的发现并不必然影响像《史记》那样的一流名著的史学价值，因为相比于后世人们发掘的只言片语，显然身处历史现场，掌握着众多第一手资料的司马迁所记录下来的内容，文献等级更高。这一点也从历史上众多史学家对于《史记》史学价值的推重可以看出。刘向、扬雄二人，皆为西汉时人，也都是博览群书的大学问家，成书于东汉的《汉书》虽然对司马迁本人的价值观有诸多批评，但在《司马迁传》中，对于《史记》的史学价值，也十分肯定，记录了刘、扬二人对于司马迁的评价，认为他“有良史之才，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与司马迁撰述时间相近的人，都肯定了《史记》的史学价值。
由《汉书》开始，作为史书的《史记》进入了漫长的价值波动的过程，唐代的刘知幾，宋代的欧阳修、郑樵，历朝历代的史学家都对《史记》发表的不同的看法，或批评其体例，或认为其在史料上不加选择。延至明清，《史记》作为史书的价值，在一部分学者那里已经被完全忽视了，不少文献学的大家都对《史记》提出了十分苛刻的批评，甚至有“八书皆赝鼎”的说法，认为流传中的《史记》有部分篇章并非司马迁原本所有，而是后人根据《汉书》抄纂的结果。虽然这种说法很快受到了驳斥，但仍旧对《史记》的传播与研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现代学术研究影响深远的梁启超先生就在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中，认为《史记》中有“全篇可疑者“，即”今本《史记》中多有与《汉书》略同，而玩其文意，乃似《史记》割裂《汉书》，非《汉书》删去《史记》者”，因此“八书本为极重要之部分，惟今所传似非原本。与其读此，不如读《汉书》各志，故可全部从省”。
在陈正宏老师看来，正是这样的认识，使得后代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表面上对《史记》十分推崇，在实际研究中，却往往绕着走。这样的做法，在陈老师看来，显然有因噎废食之嫌。一方面，《史记》在成书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受重视，虽有篇章的缺失，但受到篡改机会并不多；另一方面，今天流传的《史记》中保留了大量反对王权的内容，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史记》在流传过程中，并未遭受严重的删改。基于《史记》所写西汉部分是汉代的第一手资料，西汉以前的部分虽是编纂之前的有关文献，但因时间久远，不少原始文献已经佚失，即使文献尚存也有版本差异，陈正宏老师认为在史学研究的过程中，对于同一件事的叙述，《史记》所载价值不应低于其他文献资料。同时因为司马迁综合整理了当时的文献中的各种说法，而未对其大幅度修改，研读《史记》甚至就有了以一当百的效果。
从对《史记》史书价值的讨论展开去，陈老师将讲座的话题进一步延伸，指出当代人读古书的方法其实是有可商榷之处的。譬如很多人因为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自己“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错以为《史记》中的内容都是创作。殊不知，这一家之言，并不是只一方面的见解，而是“诸子百家中的别一家”。清代著名学者钱大昕在为同时代学者梁玉绳著《史记志疑》所撰序中说：“太史公修《史记》以继《春秋》，成一家言。其述作依乎经，其议论兼乎子。班氏父子因其例而损益之，遂为史家之宗。后人因踵事之密而议草创之疏，此固不足以为史公病。”这段话正点名了《史记》在古代学术版图上的综合性特征，按照传统文献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来说，就是《史记》是一部兼跨经、史、子三部的著作。从史部而言，他是开创性的，而后来班固等编《汉书》，只是在他的基础上，有所修改，因此才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史家之宗”。
推荐阅读
- 玩收藏︱快乐很重要
- 宋代娱乐活动大揭秘！看完这篇你就知道了！
- 传承剪纸文化 构建特色课程 朱老庄镇观堂幼儿园开展剪纸培训活动
- 镜湖区文化馆积极开展馆际交流活动，促进群文工作繁荣和发展
- 聊城市海源阁图书馆沐凡舍分馆 -----大型公益青年联谊活动
- 甘州区南街街道泰安社区妇联开展新年新气象巾帼展风采活动
- 艺术培训进社区 文化传播暖人心——建筑新村街道办事处开展文艺培训进社区活动
- 东莞一景区70万元征集下联活动截稿，收稿超16万句
- 周村区城北中学开展第九届校园合唱节暨优秀童谣传唱活动
- 芝罘文化路小学开展“学先锋做先锋”感恩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