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陈正宏教授谈关于《史记》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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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文学家鲁迅先生这一对《史记》的评价，似乎早已成为定谳。这部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所撰述的纪传体通史，无论在史学领域，还是在文学创作中，都具有极高的价值。而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却慢慢走偏。一方面人们愈发强调《史记》尤其是列传部分在文学上的成就与意义，另一方面，史学研究中《史记》的地位却逐渐边缘暧昧。学者们往往通过不同文本之间的互证，寻找《史记》中的错误，而对于《史记》本身的史料价值却相对比较忽视。于是就发生了针对《史记》的细读课程，往往开设在中文系，而非历史系的古怪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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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2020年11月21日，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陈正宏教授做客新华·知本读书会，通过有趣的语言与生动的讲述方式，带领读者重回《史记》撰写与流传的历史现场，重新理解司马迁与《史记》——“被拔高的作家和被贬低的史书”。在陈老师看来，当我们因循成说，认为《史记》同时是史学与文学两方面的名著时，就已经在其中制造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如果司马迁是一位文学家，而《史记》是一部经典的文学名著，那么司马迁在创作的过程中，对于真实性的追求就不是第一位的，因此也就损害了《史记》的史学性”。甚至可以说，《史记》的文学性越强，其历史性就越弱。要理解这一悖论产生的原因，乃至揭橥《史记》作为史书的本来面目，在陈老师看来，我们就不得不回到司马迁其人，以及他之所以撰写《史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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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正宏老师在新华·知本读书会上的演讲
司马迁一生中曾担任过三个职位，即郎中、太史令与中书令。这三个官职大小有别，文武不同，但在陈正宏老师看来都对其《史记》的撰述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是郎中，实际就是汉武帝身边的低级侍卫，使得司马迁有了亲近汉武帝的机会；其次是太史令，该职位并非史官，而是主管天文历法，同时兼管朝廷的文书档案，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接触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最后是中书令，也就是汉武帝的机要秘书长，这一高级职位使得经历了李陵事件的司马迁，有机会完成自己念念不忘的《太史公书》。在陈正宏老师看来，这样一系列的身份变化，尤其是承担太史令这一科学工作组织者的身份，使得司马迁所书写的《史记》，在结构上构成了一个严密的整体。“十二本纪”的十二代表地支，“十表”的十代表天干，二者共同构成《史记》的时间纬度；“八书”的八代表了四面八方，象征着空间的延展；“三十世家”对应着司马迁“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一语，象征着天地之间的勾连；而“七十列传”，则选取了先秦秦汉时代反复出现的数字，来代表众生。
“司马迁可能没有研究大数据，但科学工作组织者的身份，确实使他对数字十分敏感。要在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的篇幅中，将古代三千多年的历史说清楚，必须要在史传的书写中建立起一种精密的架构。”这种整体性，在陈正宏老师看来，也破解了人们对于司马迁作家身份的两种误解。一种认为在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年代，文史还未分家，因此在司马迁撰述中既有真实记录的部分，也有他自己虚构加工的成分；另一种则认为，《史记》中的本纪、表、书，与列传不同，前者是史家写作，而后者则是作家的创作。而一旦我们注意到司马迁为精确记录历史所构建的严谨结构之后，以上两种说法，显然不能成立。实际在《史记》中，司马迁也详细记录了自己的史学工作方法，一是“罔罗天下放失旧闻”，再则是“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三是“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也就是收集西汉存世的各种文献资料，对其中无法统一的地方进行整理甚至保留不同的记录，而非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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