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在肯定墨子爱人如己的伦理原则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给予了“兼爱＂伦理观以高度的评价。
二、“尚义，贵利”的义利观
“义”与“利”的关系，是中国思想史上争辩不休的一个大问题。先秦儒家认为义和利是对立的。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说：“何必言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他们认为，对利的追求是造成社会混乱，国家动荡的根源。实际上，儒家也并不是根本不言利，只是要把义放在首位，反对后利而先义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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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墨家和儒家有所不同。由于墨子把“利”作为实践“兼爱”的行为准则，因此，在墨子那里，“利”也就是“义”，“重利”也就是“贵义”，二者是统一的。这里有一个对于“利”的不同理解的问题。孔子和孟子所谓的“利”，指的是专“利吾国＂、“利吾家＂、“利吾身＂的狭隘“私利”。虽然他们也提出什么“天下为公”，但这个“天下”只是封建君主的“家天下＂。
墨子所谓的“利”，则是“爱利万民”、“天下之利”的“功利”。维护这样的公利，正是仁义的要求，道德的标准。《墨子?贵义》书中说：万事莫贵于义。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以此为事者也。这就是墨家关于仁义与利民相统一的基本观点。墨子认为明王圣人必须“爱民谨忠，利民谨厚”凸羽；作为仁人必须能“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判断是非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很明显，在墨家那里，“天下之利＂、“人民之大利”，是最高的伦理准则。墨子认为“义”就是“利”，“利”就是“义＂，主张贵义重利，追求义利合
墨子认识到，人类首先必须求得生存，为了生存，就不能不追求物质利益。所以，避苦求乐、趋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利，所得而喜也＂，“害，所得而恶也”。
利和害、苦和乐都是相对的，人们通过比较权衡，利中取大，害中取小，趋利避害，此种行为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莫不如此。“今天之士君子，皆欲富贵而恶贫贱”。这样墨子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对人们的求利动机给予了有力地辩护。基于这种认识，墨子力倡志士贤人应致力于“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认为公利，即社会的整体利益是至上的，个人只能作为群体的部件而行动，任何人只有维护并实现了整体利益，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显现。在他利与自利之间，应该从他利出发到自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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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墨子重视天下之利，把“亏人＂、“自利”视为人们互不相爱的思想根源，但是墨子并不是笼统地反对“自利＂，墨子反对的是“亏人＂而“自利’’，损人而利己的行为。至于不“亏人＂、不“损人＂的“自利”，他不仅不反对，而且加以保护。这里的界限就看是不是自食其力。“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凡是农夫“耕稼树艺＂，妇人“纺绩织季＂，百工“制作器具一，以至王公大人“听狱治事”，士君子“治理官府＂等等，都被墨子视为“赖其力者”，都该有应得的“自利”。反之，“不与其劳，获其实。川别诸如偷人桃李，抢人马牛，甚至攻伐无罪之国，抢占别人的土地和财产，那就是“亏人”而“自利”，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这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劳动者的功利观和道德观。墨子承认个人之“自利＂，还表现在他对于“民利’’与“自利”关系的理解上。墨子说：“与人谋事，先人得之；与人举事，先人成之。”又说：“利人者，人亦从而利之”；“害人者，人亦从而害之。＂墨子这种先人后己，先“利人”然后“人亦从而利之＂的思想，一方面表明了劳动者助人为乐的优秀品质：另一方面也是个体劳动者依赖集体力量以保护“自利”的思想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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