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钱穆:中国历史名将为何多文人?( 三 )


吴玠兄弟在蜀,只以文人领军事。玠善读史,往事可师者,录置座右。积久,墙牖皆格言。虞允文采石之捷,刘琦执其手曰:“朝廷养兵三十年,大功乃出一儒生。”宋祖鉴于五代之弊,重用儒臣,一时若有文武分途之观念,然儒臣报国,不下于武臣。而武臣修养,亦无逊于文臣。中国文化传统之精义,赖以重光。至文天祥,亦以文人绾军符,其《正气歌》,尤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国社虽覆,而民族精神,则不坠益张。
明代如于谦之对付也先,王守仁之平宸濠,俞大猷、戚继光之御倭寇,皆文人。而功在邦国,辉赫史乘。戚继光之《纪效新书》《练兵纪实》,尤为谈兵者所遵用。下逮晚清,曾国藩平洪杨,亦取法焉。而尤如袁崇焕之经略关外,卢象升之剿僇流寇,可歌可泣,沁人肺腑。而至于史可法扬州殉难,在中国近代史上,堪与岳飞、文天祥,齐称为民族精神之三良。而乌有所谓文武之分途乎?惟败于政事,不败于疆场,尤更使读史者感慨悼念于无已。
 哲学|钱穆:中国历史名将为何多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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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可法
中国人尤有一名言,曰:“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又与上述廊庙重于疆场之意适相反。非深晓于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有关于军事观念政治观念以及人生哲学之大义深旨者不能晓。非其人,亦不当妄援此语以自恣。曾国藩在晚清,亦以文人参戎务。其讨平洪杨,先定一通盘之作战计划。治水师、造战船,自武汉而九江而安庆,沿江东下,卒克金陵。然皆出于其职分与命令之外。清廷遇急需,每有调遣,国藩无不宛转逃卸,而终不转变其逐步推进之大方针,揽大江上下游之权重于一身,而终克有成。若一依君命,则事功成败,渺不可必。然国藩固非好擅权,好违命。迄其成功,而其身所训练之湘军,相率解甲归田。此下继剿捻,已早为筹划安排了淮军之新起,以终其大任。以一在外疆吏,而统谋全局,中央命令,置之不顾。论其志虑所存,则一切为公不为私。论其部署所定,则一切惟私自专,君命不以厝怀。此之谓文武才德。如国藩,可谓其通文武兼才德而有之矣。此又岂临阵决胜负之一将之勇之所能望其项背乎!
以上拉杂陈述中国历史上之名将风范,智、仁、勇三德兼备,军务政事乃至于人生大道之融通一气,此之谓明体达用,乃中国文化传统中之理想人格,大圣大贤之规模,而岂以搏斗格杀为能事,以暴虎凭河为果决之所堪同日并语。故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将才武德,非熟读历史上之名将事迹,则不足知之。而如《孙子兵法》之宏深哲理,苟非具此知识,亦不能真切了解。如赵括之徒读兵书,则仅足供人以嗤笑与鉴戒。
今日国人,率认中国文化重文轻武,又谓中国传统积弱不振。诚使其然,又乌能有此绵历数千年,广土众民,一举世无伦之大国家之屹然常在。中国人又曰:“止戈为武。”此即《孙子兵法》所谓“以不战屈人之兵”也。非此文德,又乌足以言武事?今日国人,亦率知中国民族爱好和平,然非能止戈屈人,又乌有和平之可期?苟使武人而不通文,文人而不习武,亦惟有愧对吾民族先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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