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期|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看汉朝时期建筑艺术的变迁( 二 )


 时期|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看汉朝时期建筑艺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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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窣堵婆越向东进就越接近我国样式,最终从印度的窣堵婆发展成了中国式的佛塔,中国塔的性质明确地显示出多重形式,每层必有天顶,远远伸出的房檐暗示塔为木造,而檐部较浅的暗示塔为砖造。每层都有房间的功能,而不仅仅是为了外观。这个事实自唐代以来已被具体证实。这样一来,说中国塔是从印度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解释就不够充分了,必须还要得到某些其他的启示。用来说明这个问题的学说是楼阁起源说。自周秦以来就有楼阁发达的痕迹,而楼阁正是两重、三重的建筑,中国在营建新塔之际,方面从原有的楼阁建筑中得到启示,另一方面又在窣堵婆里寻求佛塔建制,两者互相融合,最终成就了一种中国佛塔的样式。
 时期|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看汉朝时期建筑艺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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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马寺创建以来,汉和西域的往来更加密切,桓帝建和元年,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来到洛阳。同帝永康元年月氏国僧人支娄加谶来到洛阳。此外还有很多佛教徒从西域来到中国,他们必然会从西域各地传来各种佛教艺术,给予佛教建筑极大影响。当时的西域佛教艺术当然是指所谓的希腊印度系的艺术,就这样,在汉土上,这些新艺术渐渐地普及起来。自佛教传入到三国终结的这个时期,有关佛寺建筑的记录十分匮乏,搜集散见于文献的记载不过只有以下数种:灵帝建宁三年建豫章大安寺;献帝初平四年笮融于广陵建佛寺;同帝延康元年建武昌昌乐寺等,各寺均未载详情。三国时代,吴孙权黄龙元年(219年)武昌建慧宝寺,嘉禾四年(235年)金陵建瑞相院,赤鸟元年(238年)苏州建通玄寺,同四年(241年)金陵建保宁寺,同五年(242年) 四明建德润寺,同十三年(250年)扬州建化城寺。这些都是中国中部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的实例。中国北部一定也兴建了很多佛寺。但是佛教的鼎盛,佛寺建筑的大发展还是要等到两晋以后的六朝,汉代还处于萌芽状态。
 时期|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看汉朝时期建筑艺术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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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从史实角度考察汉代艺术的变迁,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期从汉初至武帝之前,是继周秦遗风的纯汉民族的艺术时代。第二期从武帝时博望侯张骞前往西域诸国的探险旅行开始到东汉明帝时为止,这个时期,以往的纯汉民族艺术里加进了西域艺术的韵味。所谓西域艺术是指泰西古典艺术与当地艺术的结合物。第三期是自东汉明帝时来自印度的摄摩腾、竺法兰传播佛教以后,可以推测这个时期的传统艺术中又加入了更多佛教艺术的成分。但事实是否的确按此分类推移,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比如,说葡萄是张骞自西域带回之物,但很难说葡萄藤草纹样是从武帝时期以后才开始盛行的。说海马葡萄镜是西汉创作的,但又没有确凿的证据。说佛寺是东汉明帝时才开始兴建的,但很难确定其建筑使用的就是印度式手法,建筑装饰中也难以确认有印度式的手法和纹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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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对于外国艺术的融合是要经过长期接触才能逐渐实现和普及的,史实中出现的时代新事物并不能马上就反映在艺术上。我认为古人普及西亚地区艺术是从东汉班超的远征开始,佛教艺术的普及是从汉代以后即两晋时开始的。总之,汉代四百年间,艺术当然传承于周秦,纯汉族艺术更为发达,虽有西域潮流涌入,但尽被融合于汉族艺术的大海之中。西域艺术多少给了汉族艺术一些影响,但远远未达改窜其色彩之程度。佛教艺术于汉代以后成了一大势力,但汉末以前仍属弱势。汉代艺术自始至终依然保持了汉民族的固有形式,对其间的样式变化并没有特意划分时期的必要。只是与周代的相异之处需要提及:第一,一般艺术从周代的古朴发展为庄严;第二,伴随国力的发展,艺术亦趋于雄大;第三,由于西域诸国文物的输入而增添了新意;第四,由于佛教传入,佛寺即迦蓝建筑开始勃兴,佛教艺术出现萌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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