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佛教的发展经历，看汉朝时期建筑艺术的变迁东西两汉前后长达四百余年，其间文明进步神速，于周秦即获大成的汉民族文化到了汉代更被精练。当时国力的发展也实在令人瞠目：北方平定匈奴，南方兼收安南北部，西方将新疆全部归入版图，葱岭以西的大夏、康居、大月氏、安息等都被其划入势力范围。更处西方的条支、大秦等也都知道了汉的强大并开始与汉交往。印度的佛教也传入中国，如此，当时的世界列强皆与汉土有了往来，物品的交换亦随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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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佛教传入中国则是东汉明帝永平十年时的事，有关当年的情况已在史籍中明确记载。摘其要录：“永平七年(64年)，明帝梦见有金人自西方飞来，遂遣郎中蔡愔、博士秦景、王遵等人前往西域。他们到达大月氏国，遇见天竺的沙门摄摩腾、竺法兰，迎回汉土。摄摩腾以白马负驮佛经先出发，于永平十年抵达洛阳。继而竺法兰亦达，在洛阳雍门西兴建迦蓝，名称“白马寺”。二人住入此寺翻译佛经。”相传白马寺是中国佛寺的开端，但有很多学者认为这是后世的捏造而不予相信。不过，据文献记载，佛教早在此之前即已传入中国，明帝之弟楚王英因崇尚浮屠之仁慈，明帝遂于永平八年归还其所献赎品，以助伊蒲塞桑门之馔。西汉哀帝元寿元年，一个名叫景宪的人自大月氏国王使臣伊存处得到口授浮屠经，武帝元狩年间伐匈奴获金人，香华礼拜供祭在甘泉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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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赍佛经来华，帝以异其俗囚之。当然这些传记的真伪难以判断，但西域地区早已盛行佛教，所以认为佛教至少从汉初开始就已传入中国的说法并不是无稽之谈。虽说白马寺建成之前佛教已经传入，但佛教的特殊建筑并不存在，应该说白马寺是最早可以称作佛寺迦蓝的建筑。白马寺在洛阳城西，《洛阳迦蓝记》中也有西阳门外三里御道南的记载。现地在洛阳县东郊所辖国道北侧，这是因为洛阳的位置古今变迁的缘故。现状是一大迦蓝的规模尚存，但创立当时的遗物未能发现。有关白马寺的建筑没有任何考证，据日本工匠的传说，白马寺迦蓝是模仿天竺的祇园精舍营建的，而日本的四天王寺迦蓝又是模仿白马寺建成，这完全是空想，没有任何根据。印度建筑和中国建筑性质上根本不同，样式上彼此的趣味也不同。如果白马寺有仿照印度式之处，也应该只是限于其中的一部分，或者是细微手法，或者是佛像安置设施以及装饰等方面运用一些印度样式而已，这一事实从六朝遗物中能够得到充分的证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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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建筑正如前述，是由一种特殊的发达成就了一种特殊的样式，古人以此作为自己民族固有的优秀建筑而引以自豪。认为西域的佛教迦蓝是一种奇丑的低级建筑，所以不会把迦蓝作为典范加以模仿。想来，东汉时期开始兴建的佛教建筑就是我们今天还能在中国各地见到的普通佛寺，和我国的宫殿官衙异曲同工。只是因为当时人们不知佛教教义、作法仪式、佛像安置设施、内外的庄严宗教形式等，在这些方面须要遵从西域做法，如此而已。这就如同罗马刚刚修建基督教堂时，把曾经作为法庭使用的罗马式巴西利卡原封不动地转用为教堂，还有日本刚开始修建佛寺时，将苏我稻目1的宅第权充寺庙，这些情形都如出一辙。所以说，中国最初的迦蓝并不是特别为佛刹迦蓝创造出来的新型建筑样式，而是把已有的宫殿官衙样式按照原样充作了佛寺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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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存在问题的是塔之建筑，关于白马寺创立当时曾否建塔，现在没有文献可考。假设曾建塔类，塔是为收藏舍利而建，必定使用印度的特有样式，中国自古没有如此性质的建筑，所以也无法以原有的中国建筑作为替代，也就是说必须要以西域样式为准方可。中国最初的塔是何种形式，既无文献亦无遗迹可考，直到六朝时期才能在石窟寺的雕刻中见到塔形。最初的形状是三重、四重、五重乃至多重形，塔身多为四角形，也有少量多角形，与今天一般可见到的塔基本上没有差别。这种多重的中国塔与印度乃至西域的古代诸塔在趣味上有着很大差异，看上去两者间没有密切关系，唯独塔顶相轮稍示彼此略有关联而已。认为中国塔是从窣堵婆变化而来的说法确实有些根据。中印度的窣堵婆传到大月氏国即犍陀罗地区后明显地融入了泰西古典手法，同时又带上了几分中国情趣。再看东土耳其斯坦发现的率堵婆遗址，趣味更加接近我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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