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士族家庭多学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以为谋生之途，也就是所谓的儒业。孔子的意思是你不能只满足于混进贵族阶层求一个铁饭碗，而要以明道行道为志向，如果志向和操守无法保持，那就干脆辞职不干。就这样，孔子跟季氏产生了隔阂，双方都不信任对方。孔子在干了三年司寇后，感觉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就上交了辞职信。对于前途，孔子还是充满了自信的，“子贡曰：有美玉于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他把自己比喻成一块美玉，总会有识货的人愿意出高价购买。 于是孔子带着弟子们周游列国，然而，他终究没有遇上识货的人。他在国外游了十三年，风餐露宿，日夜奔走，也没有遇到得君行道的机会。直到68岁，他实在是走不动了，心灰意冷了，他很丧的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如果自己的主张的确无法推行了，那就漂洋过海，做一个世外之人吧。 不过，他没有一直丧下去，他还是打起精神，回到自己的家乡鲁国，专做著述的事业，删《诗》、《书》，定《礼》、《乐》，做《春秋》。此时，离他去世仅仅只有5年。 孔子知道自己的理想在生前无法实现，于是他说“三世必复”。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三世就是九十年。孔子又预感可能三世不行，于是又说“九世必复，虽百世亦必复”。既然实现理想社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那么为什么孔子还要栖栖遑遑的奔走于各国之间？《论语·宪问》中有这么一个故事——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 城门守门人评价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他的本意是讥讽孔子不识时务，认不清现实，偏要到处奔走，徒做无用功。然而这句讥讽的话却恰恰道出了孔子为了理想不懈追求的精神，明知不可为，也要积极作为。一件事情，你选择做与不做，其结果还是有所不同的。孟子继承了这种精神，他说“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能不能得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有没有去积极的作为。因此，孔子不愧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我认为比起“仁”，“知其不可而为之”才是孔子的核心精神，这种精神是孔子万世流芳的原因，也是孔子为人师表的核心。它成为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力量，激励他们矢志不渝，百折不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不计得失，不计功果，前赴后继，只为天下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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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的学说在他生时没有被统治者重视，甚至被统治者看成是洪水猛兽，“诸侯恶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但他的学说在后世却被统治者奉为至尊，孔子本人也被尊为“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塑像也被供奉在庙里，每年可以吃一次冷猪肉。 然而，这只不过是表象，历朝历代，儒家学说都在法家、道家势力之间苟存而已。当皇权高扬之时，真正大出风头的是法家人士，儒家弟子只能尽其所能的限制一下膨胀的皇权和过于霸道的法治。而当皇权衰微、社会动荡之时，儒家弟子所组成的社会稳定力量又要和以道家信徒所组成的社会颠覆力量相抗衡。 尤其是到了元明清三代，统治者对知识和知识分子采取高压屠戮的政策，儒家学说最富有创造力的部分被严重的改造、歪曲和篡改，知识分子要么走向政客之途，要么踏上训诂考据之路。儒家学说也成为统治者的护身符，在近代，儒家则与专制一道承担了国家耻辱的全部责任，受到整个民族的严厉批评，人人都在高喊“打倒孔家店！” 孔子的理想，当然不可能实现。从秦朝开始，中国的皇权政治愈来愈稳固，没有任何人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并驾齐驱。皇帝之下，只有一层有一层的奴仆和臣民，没有具有独立身份地位和独立精神的阶级。
在这种家天下的体制下，民众丧失了参与改造社会、改良政治的点滴权力，只能被动地追随者皇帝的个人意志而生活。他们的最大希望就是天子英明、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却没有想过自己要成为孔子所期望的那种人格健全完美的人。 但是，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却实实在在的融入儒家弟子的血脉中。因此清末明初，前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等儒生领导洋务运动，后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儒生推动维新变法，就连孙中山这样深受西方教育影响的人，他的理想也还是“天下为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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