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霍小山
1888年，康有为在北京托关系找到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希望他能代为上达自己写的上皇帝书。
翁同龢拒绝了。
失意的康有为回到广东老家，专心著书立说。为了给变法扫清舆论障碍，他在梁启超等学生的协助下，撰写了《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三部书，告诉中国人，孔子也是主张改革现状的，所以大家不要害怕改革现状，而要敢于摆脱传统的枷锁。 在康有为的书里，孔子变成了一个富有想象力的编剧，他一手编造了从尧舜禹到东周两千多年的历史。康有为的这个理论，就跟现在某些学者说英国人起源于中国安徽、湖北交界的英山地区一样，荒诞不经。如果他的理论是客观事实，那么孔子就不止是一个教育家和思想家了，他还是一个小说家。孔子也不是托古改制，而是造假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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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们有一说一，孔子没有伪造历史，但他的确主张改革现状。从某种意义上说，孔子算是托古改制的祖师爷，而且他的步子迈得比康有为还大。康有为只是主张改良，孔夫子却是主张彻底的改变整个社会制度——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司马迁语），然后创立一个新的“天下为公”的朝代，这个朝代，就叫做“春秋”。01 世道衰微
因为社会现状糟糕透顶，所以才有改革的必要。 孔子生活的时代，按照孟子的话说，“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君者而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当时，由于晋、楚两个大国的衰落，导致诸侯国之间没有了稳定的中心力量，天下又开始了绵延不绝的兼并战争。
战争不但让各国民不聊生，而且让社会风气愈发堕落。由于贵族精神的失落，导致贵族阶层之间自相残杀，再也无法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和进步力量。总而言之，就是民生困苦，礼乐崩坏。面对这样的现状，孔子的老前辈——老子给出的解决方案是“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这种极端的放任主义，放在汉朝初年比较合适，但是放在春秋战国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显然是不合时宜。孔子能敏锐的看到现状背后的本质——家天下。家天下就意味着权力私有，为了争权夺利，各国的王公贵族互相攻伐、杀戮，不惜背弃人类的良知和社会的公义。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三十六名君主被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于是，孔子回想起家天下之前那个公天下的时代，也就是尧舜的时代，他用略带遗憾的语气说，“大道之行也，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像孔子这样一个经常“是可忍，孰不可忍也”的人，他所“有志焉”的那个时代，究竟是怎样美好，令人心驰神往？ 孔子这样描述尧舜时代——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其实这段古文并不难懂，唯独“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这句一眼看过去有些费解。李敖曾对这句话表示的就是最早期的，最理想化的共产主义，我觉得还是很有道理的。
我有吃不完的苹果，我也不会把它丢到地上，任其腐烂。我宁肯给别人，也不要藏在我家里，因为我用不了这么多，我不需要这么多。同样的，我有过剩的本领，我就要把我的本领整个的施展出来，我不要深藏不露或偷懒不干。 简而言之，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代表各取所需。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代表各尽所能。我能够各取所需，各尽所能，这个时候就是代表了这个人人格是最完美的阶段。这个美好的像是加了几层滤镜的时代，就叫做“大同”。02 拨乱返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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