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本文集与《张广达先生八十华诞祝寿论文集》前后两部各有鲜明的特点。八十华诞纪念文集包含的内容既有中国古史、西域史地、敦煌吐鲁番研究、东西文化交流，也有学术史的研讨。撰述者以张先生的（学生）晚辈为主，外加中国台湾和日本等地的学界同仁，几近50人，他们提供的颇有数量的文章且含括广泛的内容，与他们汉文学术领域的本业并以汉文为主的表述颇为契合。他们研究的中原之北部和西域腹地的内容，多以类似敦煌吐鲁番出土的汉文史籍为核心，关注的是中原王朝在那些地区诸多活动呈现的统辖和治理的面相，其中原王朝推衍周边的思维成为钻研的核心理路，这一脉络十分突出。与此对应，这部英文祝寿文集，如上所述，关注的则是中原周边的西域腹地和蒙古-青藏高原即所谓胡系（语）世界，那里的人群亦以胡系（人）为主，讨论的内容有他们自身的活动、他们与中原的关系，乃至中原王朝在那些地区的经营管理，等等，显然，这些地区及其人群活动的自身主体性，成为文集的一个焦点。由此，我将这种中原、周边各自出发而又彼此交集的观察思考，视作张先生两种纪念文集的各自倾重。
【 史研究|好书·新书丨《丝路文明》（第五辑）：推进丝绸之路研究】第二，这种各自倾重的特征之能形成，与张先生本人的治学领域密切关联，更确切地说，是由张先生治学之领域导引而成，诚如张先生所说“我的教学和研究领域是隋唐五代史、中亚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与文物、中外文化交流史”。这一表述包括中外两个不同的共时性学术领域。研治中国古史的学者多以专家和通家称著于其治学的领域。前者即专注于某个或某几个特定的朝代，经过长期磨练而成为素有专攻的学者，如秦汉史专家、隋唐史专家者流；由此衍升为对古史的通透性把握，即可谓通家。就此而言，在分工明确、研治钻精而于浩瀚的中国古史尚无通体把握的当下，虽说达不到特定领域专家的那般精透，但前后做一整体性的观察姑且可在照应的掌控之内。若能做到这些，端赖研治者对中国古史前后沿承的谙熟，但它毕竟立基于中国古史的自身领域。可是要做到共时性的中外兼通，也就是在熟悉隋唐五代自身的同时，还要对中原王朝周边乃至那个时代其他国家和人群的通彻了解，其难度随着这些了解工具的增多而加重，其中最难得的是对这些国家地区人们使用语言的多方位把握，尤其是时人通行而今日不再的“死语言”。这方面，欧洲学者因其与中原周边（尤其北方草原和西域腹地）的人群采用阿尔泰语系和印欧语系诸语言的关系更靠近而具有解读和认知的优势，谙熟汉藏语系汉语族的中国学者若要精准把握这些周边、域外的动向，单就跨越古今中外语言的这道门槛，就令人望而生畏。然而这却是张先生的擅长之道。他发表的一系列河西走廊和塔里木盆地以及由此伴生的中外交流的论述，就是建立在精通多语言的基础之上。如果说中文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更多契合张先生隋唐五代史领域研究的话，那么这部英文版颂寿纪念文集无疑是对他中外交流之“外”研讨学问的因应，二者瞄准的是张先生的中西兼具，在纪念和祝寿的同时，也彰显了他学术研究共时性累积的特征，这在中国学人中尚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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