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 ， 作者通过《宋代汴河船》《宋史》等史料分析 ， 画面中停靠在柳荫下的两艘“舱位低、船舱呈圆弧形”的木船 ， 是活跃在汴河上的漕船 ， 并认为这种船是宋代“专门用来在内河和运河上运送漕粮和官需物资的船只 ， 它的形式与后世明清时期的漕运船只有很大的不同” 。前者是针对既定水域来“量身定做”的船只 ， 而后者可以在不同水域中行驶 。又通过河道上只有两艘漕船来断定 ， 这是私家的漕运船只 ， 而不是编纲而行的官船 。同时 ， 作者还注意到了“漕船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点 ， 它们是固定船舷板的铁钉” 。通过这个细节 ， 以相关文献为依据 ， 考证了宋代造船业和冶铁业的发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 。
《清明上河图》具有较高的史考价值 ， 尤其对于后世风俗画的创作具有指导意义 。正因为此 ， 一些研究者往往把其当做《东京梦华录》《汴都赋》等文学作品的最佳图解 ， 反过来 ， 他们也常以《东京梦华录》作为《清明上河图》的文本诠释 ， 以史证图、图史互证 。作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 集中研究宋代历史、经济史、民俗史及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 ， 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和符号学理论出发 ， 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细致的考证、分析和解读 ， 虽然有些观点有待商榷 ， 但仍不失为“一家之言” 。
作者设定了一个大胆的结论：《清明上河图》的时间发生在王得臣和孟元老所记载的时间端的某个过程当中 。他指出：“全图中共有马匹二十一匹 。对照王得臣的笔记来看 ， 途中虽然还有七个人骑驴 ， 但骑马的人数却是骑驴的三倍 。”而这正指向当时社会的一个事实：政府颁布和实施“保马法” ， 鼓励民间养马 ， 以备战时征用 。“保马法”的实施一方面解决政府单方面养马所耗费的财力、物力和人力；另一方面老百姓通过领养马匹 ， 既可以免除一定的赋税 ， 又能发挥马匹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 可谓一举两得 。
不管是图像证史还是以史释图 ， 还需结合诸如考古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地理学、政治经济学、符号学、文学 ， 乃至心理学等学科成果 ， 进一步深入研究 ， 毕竟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千多年 ， 我们无法感受和经验那个时代的社会生态 ， 而更多时候是借助于史料 ， 通过演绎、推断乃至想象的方法来建立相应的学说（假设） 。
就像作者在阐释虹桥上下的“冲突”时说的：不管是桥上骑马队伍与坐轿队伍的相遇 ， 还是河道上船只与虹桥的近距离“接触” ， 都不是如以往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是社会矛盾或冲突的隐喻 ， 而不过是热闹的“桥市”日常生活中的一个插曲罢了 。“在北宋当时的语境之中 ， 图像的观看者一定是十分熟悉这种现象 ， 并明白画家的用意 ， 而我们今天的观看者则只能做这种猜测了 。”
叙事与抒情的诗性描述
如果把《清明上河图》看作是一首诗的话 ， 那它就是一首历史叙事诗 ， 它通过图像叙事的方式 ， 概括了北宋都城汴京及近郊的社会之繁荣生活 。作者张择端曾担任翰林待诏 ， 作为宫廷画师 ， 他的创作是否受意识形态的影响 ， 从而在创作上有美化朝廷的成分呢？我想可能是会有的 ， 毕竟艺术源于生活而“美”于生活 。但是 ， 作为一名根植于现实生活创作的画师 ， 我认为张择端也不会罔顾事实 ， 随意篡改其所见所闻所识 ， 毕竟在他生活的时代 ， 社会升平 ， 人民生活还是比较富裕的 ， 特别是都城汴京 ， 水陆交通发达 ， 商业经济居全国首位 。
相应于《清明上河图》的叙事效果 ， 《遮蔽的真实》一书既是学术研究著作 ， 但又不落学术研究之窠臼 ， 而是融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 ， 采取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表达方式 ， 对《清明上河图》进行了扫描式的解读 。难得的是 ， 作者亲自临写了一遍《清明上河图》 ， 以每一段图配以一段文字或每一段文字证以一段图的方式 ， 进行图文互证 ， 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读者阅读与观看的障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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