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厂村路是一种咋样的存在( 二 )



后厂村的普遍观念是,未来比当下更重要。会为现在的生活质量感到困扰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往往是“趁年轻先拼几年”或者“苦是阶段性的”。

如果你内心不认同这一套,离开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在澳洲读研的北京男孩石磊一结束寒假实习,就打定主意不再回来了。澳洲的互联网员工五六点准时下班,有丰富的个人生活。留在墨尔本,他一周还能去3次击剑。为了工作忍受这种偏僻和贫乏,他觉得没必要。

但对于后厂村的多数人来说,可能没有更好的机会。“我们这边很多人的路其实早就已经划好了。”林晓冉2014年从山东的一所985高校毕业,她觉得想做互联网行业的年轻人,在小城市找不到合适的岗位,不待在北京,不待在后厂村,还能有多少选择呢?

实际上,后厂村的人并非没有消费能力。买起科技设备来,钱花得痛快。丁阳天的外星人电脑要两万多块,为了办公轻便,他还买了个小一点儿的SurfacePro,5000多元,还买了1000多块的罗技鼠标、2000多块的苹果耳机。他知道有些也不符合性价比,但是“就像国贸的人买奢侈品一样,其实是另一种装逼的需求”。

但这本质上还是升级生产力设备,算不得生活消费。相比于享受生活,后厂村人更愿意把钱攒着买房。这里的非京籍年轻人超过七成,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比生活得舒服优雅更重要。

过去半年,徐林为省钱买房算了一笔日常开支的账,发现在食堂吃饭每月要花400块,自己带饭最多200块,于是每天买菜,在家做好一荤一素,再没吃过食堂。“其实你说这两百块钱有什么,但就是一种心理安慰,告诉自己我在努力省钱了。”







半夜12点,林晓冉还在上网看房。她家在河北农村,不想在村里待一辈子。上班5年,她节衣缩食攒了一笔钱,加上部分借款凑齐130万首付,想在回龙观买个330万以内的一居室。为此她每个月要还将近15000块的贷款,是她月收入的一半多。

听说她要独立买房,父母表示支持。但当听到三百多万这个数字时,他们吓坏了,让她赶紧回家。


“他们不明白我已经走出来,就没法再接受回去的生活了。”一次回老家时,林晓冉见到了高中同桌,大专毕业后留在县城做中学老师,嫁人、买房,在当地安居乐业,看上去挺知足的。但林晓冉很确定,那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

半夜看完房子,她又习惯性地打开几个公众号的推文,浏览那些让她心动的家居好物。她幻想着将来买房以后用这些物品将家填满,但那是以后的事情,现在,她不允许自己下单。

可是买房以前,对舒适居住的向往该怎么满足呢?林晓冉的方案是,出差时住尽可能好的酒店。有时候报销额度不够,她就跟同事拼一间。有时她信用卡攒够了积分,就用信用卡权益换来住一晚免费的五星级酒店。

她捎回酒店里的茶粉、咖啡粉,凑了两大盒放在书桌边的架子上。浴室一角堆着60多瓶五颜六色的沐浴露和洗发水小样,按不同酒店成列码好,“这是洲际的,这是希尔顿的,这是凯悦的,这个是我最近刚住的钓鱼台的。”

一瓶小样40毫升,用两三次就没了,她只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才舍得用。“其实它可能也不是质量很好,因为它就是灌的。但我用它的时候感觉特别好,像在住五星级酒店。”

每次住酒店,她喜欢泡浴缸。最近看房,重点就看卫生间的大小,哪怕是买一居室,也一定要装浴缸。“我也不是喜欢泡澡,但那种感觉特别好。那一刻我会有点儿接近于理想状态中的自己,一个在职场上面有一定成就的女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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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得太远了
来后厂村后,最大的改变是什么?赵凯觉得是情感越来越贫乏。一个标志性的节点是,2018年春天,他退出了公司的狼人杀俱乐部。

刚入职几天,他就迫切意识到,未来的生活可能会很孤独。在公司只跟几个同事打交道,下了班根本没工夫进城社交。内网上组织狼人杀的帖子引起了他的兴趣,这是他能想到成本最低的社交了。

每周五晚在公司会议室和陌生同事游戏聊天的日子持续了两年,他换了组,工作强度明显变大,9点前再没下过班。“一下子特别累,累得不想再说话了。”一个周五,他没去狼人杀,从此再也没出现。

他缩回自己的小卧室,下班后一个人打switch,偏好都市设定的简单剧情,贴近现实不费脑子。有人向他推荐一款玄幻游戏,名字8个字的主角住在名字10个字的地方,拥有名字一长串的道具,他看了一眼就觉得好累,赶紧关了。

结束一天的疲惫后,他最爱上B站刷游戏视频,但一段不能超过3分钟。点开看到长度是6分钟,他立刻关掉,“累的时候没办法集中那么久的注意力。”

时间久了,他发现自己不太会跟人聊天了。参加日语等级考试时偶遇一个姑娘,当天就拉着他去一家livehouse听演唱会。他心里惦记着她,但总是想不出约对方再次见面的理由。“想不到见面说什么,我就觉得好尴尬。”

他回想大学时,友情的维系相对容易。一起去食堂吃西瓜、一起上自习,大家都住得近,也不必刻意找话题。后厂村不是这样,想在这里交到朋友太需要主动性,但换个角度来说,自闭的人也能很自然地生存。“敲代码的工作,其实你不怎么和人说话也没关系。”对于性格腼腆的他来说,很难说清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总有那么几个瞬间,他觉得生活不该如此。一个周末,他睡到下午1点才醒。睁开眼睛,厚窗帘拉着,墙皮掉了一块,还有几道发暗的划痕,门上粘着扭曲的胶带。那一瞬间他觉得自己像住在一个洞里。

另一次,徐林去日本旅游,赵凯一个人住了一星期。徐林回来那晚,他迫不及待想聊天,张口的一瞬间,嗓子好像粘住了。他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一周没和人说过几句话了。

过去两年,林晓冉一直单身,常来往的只有组里同事。几个月前,同事介绍她认识了一位海归程序员。她动了心,约会进展也顺利。但不到一个月,男生突然提出,以后别再见面了,理由大概是她不太会交流,急着把自己的一切展示出来,表现得太强势了。这件事刺激了她,她怀疑自己是不是失去了和人恋爱、交流的能力。

一个朋友说她是自杀式单身,不主动扩展社交圈,就自己闷在屋子里幻想爱情。她到处问别人,你觉得我是这样的吗?


为了改变现状,她鼓起勇气上豆瓣发了征友帖,几天后有人联系了她。刚聊几句,对方就说了结束语:你挺好的,但我在东四环十里堡,我们离得太远了。

她在公司内网发帖,征人一起搭顺风车、一起领养小猫,也想着能顺便征个友,就让同事在评论区发了几张她的照片,每天盼着回信,结果没有等到。

没办法了,她又在同事的推荐下加了公司的两个单身群。内部群900多人,离职人士和后厂村其他公司员工组成的外部群500多人。看到这么多人都是单身,她感到些许安慰,也期待着能在群里认识新朋友。

但几天过去了,群里没人讲话。

一个周末的晚上,陈一帆坐了17站地铁、倒两趟线、花一个多小时到了国贸。在后厂村过了5天的憋闷日子后,她想和城里的朋友见一面。

晚饭后,姑娘们溜达到SKP,走进那扇金色旋转大门。商场里尽是万元起步的奢侈品,买不起,但看看也开心。路过鞋店,她指着一双鞋子问朋友,这双好看吗?看到衣服也点评一句:那件真不错。

朋友一直低着头,忙着和男朋友发微信。陈一帆被晾在一边,渐渐也不再说话。走到扶梯口,她突然加快脚步跑了下去,听到朋友喊也没回头。回程地铁上,她靠着杆子掉眼泪。到了第三站,朋友转头看到她满脸的泪痕,吓了一跳:你是因为买不起SKP的东西吗?

陈一帆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进一趟城真的很不容易,导致她对这次活动的期待太高了。害怕给朋友造成压力,她没有说出心里的那句话:“当时我就是突然想到,我一个人在北京,真的很孤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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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我什么时候会想辞职呢,就是在我没事做的时候。”杨振中说,待在后厂村,高强度的工作、寡淡的个人生活、社交匮乏的孤独都击不垮他,因为他知道一切是为了事业。但他最怕的也是工作价值被消解,那会让他直面一个问题:如果不存在自我实现,到底为什么要待在这儿呢?

陈晓琪在百度7年,如今忙到每天3杯黑咖啡才能提起精神。丈夫胃病3天,8岁的孩子病毒性感冒5天,她顾不上照顾。几年前,同为互联网高管的朋友卖掉北京的房和车,跑去丽江开客栈。她动了心,也去体验。但过了一周她就待不住了,觉得还是每天看着无人车测试的日子带劲儿,又回到后厂村。

但不是谁都能找到坚实的价值寄托。林晓冉确切记得自己入职的日期:2016年4月25号。那天早上,她迟到了,赶着去参加新人入职会。她的上一份工作也在互联网,走进办公楼时她告诉自己:我要在这里待3年,升到P5(总共10级,P5为高级工程师),然后就换平台,去一个更大的世界。

没想到,3个月后就强制调岗,不到3个月又调岗。3个业务彼此间毫无关联。她眼中的互联网大厂是个系统,人跟着架构的调整而流动。

现在的核心工作是什么?她脱口而出:“拉群。”最近她又调了岗,现在服务的产品以技术为主导,留给产品经理的创造空间很小,她多数时间在做内部的沟通协调。当初给自己定下的3年职场计划,如今她很少再想起。现在的工作有什么价值?她不太确定,“感觉这个产品没有我,它也一样正常运转。”

她28岁了,过去3年连续升了3级,现在是P6,在同龄人里算是比较高的职级了,但她仍觉得现有的职业能力不足以带来安全感。上一次转岗面试,她表现欠佳,但还是通过了。事后她问经理,为什么选我?得到的答案是:我们需要一个长得好看的女孩。她猜对方可能是在开玩笑,听了有点儿开心,但再一细想,心里又有点儿不是滋味。为什么自己的面试能力总是提不上去呢?

有一次,她和一个女程序员在群里讨论工作。她提了一个问题,对方回复说,长得好看也要思考啊。她当时没在群里说什么,“但是我私下里真的气死了。”

最近她常想起这些事,在工位后的小柜子里放了一面镜子,一闲下来就扭过头,忍不住想看看,现在的我状态怎么样?

一个普遍的现象是,在后厂村,很多人周末没有要紧任务也会主动去公司加班。一个周末,陈晓琪开车来公司拿电脑。进了地库,她发现没带工卡,刷不进楼。没过几分钟,有人开车来了。陈晓琪问他,你干吗,来加班吗?对方回答,我在家没事做,来加个班。

“根源就是生活匮乏、社交窄,你也没地儿可去,只能去加班。”杨振中对此这样理解。他身边不少同事都有这个习惯。他自己也常九十点下班,不是公司强制,而是自愿为工作多留一会儿。他是山东临沂人,家庭条件不太好,“所以我特别珍惜机会,特别珍惜机会。我觉得不管什么岗位对于我来说,都是价值所在。”

他现在做AR,行业还处在从0到1的阶段,对于自己的未来,他看不清楚,能做的只有尽量勤勉。“北京能让我们扎根的机会越来越少,我们就只能自己多折腾折腾。我觉得这算是我们这一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一个基本的心态。”








和后厂村的互联网人谈加班文化,会发现一些人的态度很模糊。3月底,一个叫作996.ICU的项目在GitHub上传开,抵制互联网公司的工作制度:早9点上班、晚9点下班,每周工作6天,生病住进ICU。梁浩宇早10点上班,晚12点下班,周末不要求加班,但如果项目出问题,随时要赶去处理。他在朋友圈看到了关于996的讨论。

“从大的行业角度,我想不出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有996很多事就很难推进。”他的眉毛拧在一起:“从我个人的角度,那要看收益和付出是不是成正比。”他眼中的收益,包括钱和这份工作能带来的经验和成长。

“如果给你足够的收益,你就能接受996吗?”

他想了一会儿,眉毛拧得更紧。

“还没发生的事情,我也不知道。”

对于996这个话题,林晓冉没什么感觉,“这也不是对的,但就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吧,不会觉得有太大问题。”她强调京东、阿里比他们累多了,后厂村目前还没有强制996,“实际996和规定996,给人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赵凯目前的工作强度也不到996,但他关心事件走向,觉得身边的讨论正在跑偏:大家开始要求行业保证合理的加班费了。他感到困惑:“这不是个错的事情吗?给多少钱,也没有权利挤占我们的生活和健康,怎么都在要钱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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