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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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源|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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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台正在进行中的器官获取手术 。 本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多年以后 , 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 , 自己协调一名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 。
因为脑胶质瘤 , 男孩做了几次手术 , 效果都不理想 , 已经出现脑死亡 。 去见家属之前 , 刘源内心很忐忑 , 应该怎么劝说 , 发生冲突怎么逃跑 , 他都想了一遍 。 但当孩子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 , 刘源还是开不了口 。 到了饭点 , 两人来到一家涮肉馆 , 要了一瓶二锅头 。
几杯酒下肚 , 孩子父亲红了眼眶 。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 我不反对 。 ”父亲最终做出决定 , 男孩捐出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 , 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 刘源每日奔走各地 , 寻找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 。
但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 。 以前 , 刘源的成功率不高 , 现在 , 10次协调能成功5次 。 工作六年来 , 他已成功协调310余例器官捐献 , 自己也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 。 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 , 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 。 但据统计 , 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 , 缺口依然很大 。
这让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 。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 , 虽然我不认识 , 但是有意义 。 ”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10月30日17时 ,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 。 一台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结束 。 根据此前电脑系统的匹配结果 , 取出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 , 将分别被移植到三位患者体内 。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 , 除了医生 , 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
2014年以前 , 刘源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 。 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 , 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 。
那年11月 , 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 , 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 这是一个新兴职业 , 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 。 从2015年开始 , 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 , 但老百姓(603883,股吧)几乎没听说过 , 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 。
“病人到这种状态 , 家属往往很悲痛 , 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 ,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 ”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 , 医生往往也很抵触 。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 , 让他们参与进来 。 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 , 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 。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 , 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 , 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 。 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 , 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 , 要站在家属的角度 。
“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 , 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 , 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 , 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 。 ”刘源说 。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 , 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 。 如果家属不排斥 , 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 。 这样一来 , 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 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
和家属沟通是重要环节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 , 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 。 最后同意也好 , 不同意也罢 , 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 , 我们是尊重的 。 ”六年来 , 每次见到病人家属 , 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 。 而和家属的沟通 , 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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