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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伶|我读︱伍伶飞：灯塔——海洋文明的历史景观

【伍伶|我读︱伍伶飞：灯塔——海洋文明的历史景观】_原题是：我读︱伍伶飞：灯塔——海洋文明的历史景观
埃里克·杰·多林（Eric Jay Dolin）的《辉煌信标：美国灯塔史》从近代美国灯塔的初设到发展、从鼎盛再到自动化的全面推行 ， 从灯塔面临的自然环境到社会经济状况、从和平时期到战争状态 ， 从灯塔守护人到灯塔管理机构人员、从围绕灯塔的船员到政商人士 ， 全景式呈现了美国三百年的灯塔发展历史 。 作为一个由欧洲移民为主体构成、以贸易和殖民为基础形成的新兴国家 ， 美国有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条件 ， 有别于欧洲地区 ， 当然更是与东亚地区有明显不同 ， 从殖民时代开始 ， 这种独特性深刻影响着美国灯塔体系的形成 。
伍伶|我读︱伍伶飞：灯塔——海洋文明的历史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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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信标：美国灯塔史》 ， [美]埃里克·杰·多林著 ， 冯璇译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6月出版
暗礁、洋流、飓风等来自自然的威胁和沉船、碰撞等人类造成的威胁给航海者带来安全风险 ， 这其实是当时全世界的航海者都面临的严重问题 ， 人们逐渐认识到灯塔是保障航行安全的基本设施 。 截至1701年 ， 全世界已经有近70座灯塔 ， 这些灯塔绝大部分位于欧洲国家的海岸线上 ， 而新英格兰地区的灯塔尚付阙如 。 18世纪的人们在评价一幅当时描绘北美新英格兰地区的航海图时 ， 往往称其“一个错误连着一个错误” ， 这给贸易和航行可能带来致命的影响 。 在此背景下 ， 灯塔的重要性凸显出来 。 1716年 ， 美洲历史上的第一座灯塔在波士顿点亮 ， 1820年美国灯塔数量为55座 ， 到1852年 ， 美国有超过2500个航海辅助设施 ， 包括浮标、小型信标和灯船 ， 到1910年 ， 该数字已经猛增至接近11000个 。 与此同时 ， 灯塔的数量也从325座增长至约800座 。 到20世纪60年代 ， 需要守护人的灯塔明显下降 ， 20世纪末美国灯塔全部实现自动化 。
殖民时代的美洲 ， 几乎所有的大城市都是港口城市 ， 由海上贸易为基础逐渐成长为区域经济中心 ， 由此 ， 商人成为推动灯塔建设的主要力量 。 尽管海上贸易在殖民地的发展中有着关键意义 ， 但港口和航路上的灯塔却没有因此而大幅增加 。 原因在于 ， 灯塔需要高昂的建设资金和长期维持的费用 ， 可是灯塔却无法带来直接的收益 ， 尽管商船事故频发、商人们抱怨很多 ， 但地方的决策者起初并没有强烈的动力 。
尽管新英格兰的商人和决策者存在态度上的明显差异 ， 但相关信息的公众传播开始发挥重要作用 。 媒体的报道和文人的创作等传播着海难事故 ， 也传播着公众的焦虑 ， 对于公众理解灯塔的重要性并推动地方决策者制定灯塔建设计划 ， 也具有重要意义 。 在商人、市民和媒体等各方力量的推动下 ， 某些地方决策者开始转变思维 ， 逐渐意识到建设灯塔不止保障商业活动进行 ， 对改善政府财政状况也是有意义的 。 在18世纪80年代晚期以前 ， 无论是曾经的殖民地还是后来的美国各州一直是通过发行彩票、政府拨款、征税等方式来筹集资金的 ， 其中最重要的是向抵达重要港口的船只征收吨位税 。 但早期的吨位税并未真正有效地用于灯塔建设 ， 处于财政困境的联邦政府将吨位税与其它普通税收等而视之 ， 用于维持政府的日常运作并偿还国家在独立战争中产生的欠款 。
1789年 ， 马萨诸塞州的埃尔布里奇·格里（Elbridge gerry）提交了一份将灯塔和其它助航设施统一由联邦政府管理的法案 。 格里的法案包含着他个人的生活体验和对灯塔的理解 ， 他从小在一个美国的渔民聚居区长大 ， 他见识过飓风和海浪的威力 ， 他很清楚水手们有多么依赖灯塔 。 格里的提案即是后来的《灯塔法案》（ Lighthouse Act） ， 美国的灯塔管理体制正是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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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灯塔事业发展过程中 ， 尽管灯塔建设要求合理、有效满足航船的需求 ， 然而灯塔的选址可能并非总是基于科学原则 ， 尤其是在缺乏专业的测量工程技术人员的情况下 。 早期美国大部分新灯塔建在新英格兰地区 ， 这反映了该区域在海洋贸易中占据的主导地位 ， 同时也体现了这里的政治家和市民领袖的权势 ， 正是他们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游说国会批准在海岸边建造灯塔 。 如在新英格兰地区的部分小镇也获得了建造灯塔的机会 ， 说明灯塔选址时 ， 不止考虑现实的商业需求和客观的自然条件 ， 其中还夹杂着不同利益群体的博弈 。 结果导致人口密集的地方灯塔数量过多 ， 荒芜偏远的海岸线上则没有足够的灯塔 ， 而这些往往正是存在巨大危险的地方 。 到19世纪中期 ， 情况有所转变 。 在扎卡里·泰勒就任总统期间 ， 国会于1849年下令让海岸测量局确定在西部海岸线上建造灯塔的位置 ， 测量局最后推荐了16个地点 。 尽管商人和政治家在灯塔选址建设中仍有重要作用 ， 但专业的测量局和工程人员的选址和建议的作用已突显出来 。
当然 ， 美国灯塔的建设运转中也面临着各种具体的问题 。 特别是作为财政部第五审计官的史蒂芬·普莱曾顿担任灯塔监管者和“增强和反射灯”的发明者温斯洛·刘易斯作为承包商负责灯塔的维护和维修期间 ， 被多林称为“无知且无能之人的统治”时期 ， 美国灯塔取得了名义上的繁荣 ， 但实际上则是欧洲灯塔发明和技术独领风骚 。 直到1852年普莱曾顿去职、灯塔委员会成立后 ， 美国灯塔才开始向着更新且更高效的方向发展 。
尽管掌控灯塔32年的普莱曾顿给美国灯塔事业带来很多问题 ， 但对灯塔产生最大威胁的并非行政部门的指令 ， 而是来自于气候和战争 。 各种原因所导致的灯塔损毁 ， 其结果都是给行船带来危险 ， 甚至有不少船只为了寻找某个意外熄灭的灯塔而遇险 。
由于早期的灯塔多是木质结构 ， 狂风和巨浪损毁灯塔并不让人意外；除了人为的失误可能引发火灾之外 ， 风浪损毁灯塔的过程也可能导致火灾的发生 。 另一种火灾的威胁来自闪电 ， 由于灯塔往往是方圆数英里内最高的建筑 ， 所以它可能偶尔为闪电击中 。 早在1749年 ， 本杰明·富兰克林就已发明避雷针来控制雷电 ， 但神职人员认为闪电是上帝用来惩罚有罪之人的方式 ， 故在这类人群的反对之下 ， 避雷针未能及时地安装在灯塔上 。
战争对灯塔的破坏则更为普遍 ， 这种破坏在美国独立战争、第二次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以及后来的历次大战中都很容易看见 。 首先 ， 灯塔可以指引航向 ， 作为深入进攻一方对航道、港湾的地理环境相对不熟悉 ， 需要维持灯塔光亮以保证安全；而作为据险防守一方则尽可能更多地熄灭灯塔以给地方制造麻烦 ， 熄灭灯塔时就伴随着大量破坏 。 在熄灭灯塔之外 ， 防守方还可能会制造虚假的灯塔信号以打击敌人 。 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 英国皇家海军就曾警告海员 ， 不要被虚假的灯塔信号迷惑 ， 因为美洲反叛者威胁称他们会挂出假信标引诱船只驶向毁灭 。 与此同时 ， 灯塔的设计宗旨就是要建在关键位置、能够俯瞰周围地区 ， 将灯塔作为瞭望塔的做法在战争期间非常普遍 。 由于具有作为瞭望塔的实用价值 ， 使得灯塔很容易在战争中成为敌方的攻击对象 。 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 ， 一首名为《对波士顿灯塔之战的诗意评论》的诗歌里写到 ， “波士顿灯塔对我们的敌人有益/在上帝的帮助下你们将它付之一炬/行动的过程一定充满艰险/因为还要对付其他军舰” 。
还有一些灯塔的建设令当地特定群体的利益遭受损失 ， 他们便破坏灯塔 。 如一些打捞沉船为生的人因灯塔的建设、海难事故减少而业务量下降 ， 因此对灯塔产生敌视；印第安人等土著不了解灯塔的意义 ， 对灯塔进行破坏和盗窃 ， 以至于灯塔管理方不得不花费巨资囤积武器弹药和建设防护设施；费拉隆岛的太平洋蛋业公司对于在该岛建设灯塔的排斥 ， 最后政府不得不动用武力等 。
在美国灯塔三百年历史中的宏观线索之下 ， 多林还提供了足够丰富的细节 。 如早期灯塔的建设多是在海难之后的决策 ， 而多林复原了历次海难的面貌和灯塔建设讨论中的艰难博弈；在男性为主的灯塔守护人群体中 ， 一百多人女性守护人的代表性故事；灯塔守护人长期在距离都市文明很远的地方生活 ， 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伴侣的生活问题、个人的医疗保障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等 ， 多林都基于丰富而可靠的史料娓娓道来 。
与此相对 ， 近代中国灯塔发展中的情形 ， 跟美国灯塔的历史有很大的差别 。 从1868年船钞主要应用于灯塔等航行安全设施开始 ， 以赫德为首的中国海关建设了大量规模较大、设备先进、造价偏高的远光灯塔 。 由于赫德认为华人离开洋人无法维持灯塔运转 ， 故较大型的灯塔除承担辅助性工作的华人之外 ， 一般都配置有薪资高昂的洋员 。 赫德自己也承认 ， “薪俸与维持开支之增长 ， 则余下可用于建设新工程之经费即相应减少” 。 由于这类欧洲来华主要航道上的、符合蒸汽动力远洋轮船需求的灯塔开支巨大 ， 使得中国航运企业和普通航运人员的需求在海关的灯塔等航行安全支出中被忽视了 。 如广东石碑山灯塔改置新式灯机后 ， 强烈的白光使得本地渔船“夜返泊碇处所时 ， 往往苦于炫目”；再有浙江舟山的西堠门菜花山一带来往商船、民船众多 ， 但当地礁石林立、风浪较大 。 以上这些中国船只面临的风险 ， 本该由海关建设灯塔等航行安全设施以保障安全 ， 但最终往往都是以中国民众自筹资金、私设灯塔告终 。 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就曾明确指出 ， 海关建设灯塔往往注重外轮出入的交通要道 ， 对不重视本国船只的需求 ，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海关执政者 ， 客籍居多 ， 彼之心中惟知图保外商轮船之安全 ， 而于本国商轮 ， 转多漠视” ， 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的观点可以代表相当一部分中国商民的认识 。 由外籍税务司管理的中国海关在建设灯塔方面的努力与中国航运船舶的特点和商人、船员的需求并未呈现出良好的一致性 。
美国各个地方的决策者尊重商人、船员意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灯塔建设计划 ， 实际上很多决策者本身就在海边渔村长大或者家中从事远洋贸易 ， 他们与海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 理解本地商人和船员最基本的诉求 。 而近代中国的灯塔是以赫德为代表的外籍税务司主导的海关主持规划 ， 普通中国商人、船员的意见未能更好地呈现在外籍税务司面前或者这些外籍税务司未能加以重视 ， 使得中国的灯塔计划难以体现本土商人群体的需求 。 更为重要的是 ， 从中央到地方 ， 传统大陆思维影响下的中国政府官员对海洋和海上贸易较为陌生甚至漠视 ， 未能真正重视中国商人及其同业公会的灯塔建设诉求 ， 并据此对海关的外籍税务司施加影响 。
在美国 ， 灯塔不仅仅具有保障航行安全的实用价值 ， 更是普通民众心中的文化地标 。 去灯塔旅游是19世纪上半叶就兴起的一项娱乐活动 ， 到20世纪早期 ， 这项活动变得更加时髦 ， 大量关于灯塔的诗歌散文、摄影作品、报纸报道、影视形象都助推着民众对于灯塔的热情 。 20世纪60年代至今 ， 除了到灯塔野餐、旅游度假、拍婚纱照等多种形式所呈现民众对灯塔的喜爱外 ， 包括以保护文化遗产为目的的许多非营利性组织在内的群体更是持续关注灯塔的命运 。 灯塔从一开始就具有了某种象征意义 ， 即表达了海洋文明影响下港口鼓励海洋贸易 ， 对海上经济交往活动的友好和开放态度 。 灯塔在美国特定地理环境背景下 ， 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而兴起 ， 灯塔的发展与海洋文明中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紧密交织在一起 ， 成为这种社会的重要文化符号之一 。 美国灯塔的故事 ， 从一个侧面映照出海洋文明异于大陆文明的发展历程和民众心态 。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 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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