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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作平：晚明基层的溃烂

聂作平：晚明基层的溃烂。聂作平：晚明基层的溃烂
朱元璋出身底层 ， 是真正意义上的草根 。 草根帝王的最大优点或者说特点 ， 就是对民间疾苦有着切肤之痛 。 朱元璋深知基层对帝国来说 ， 如同大厦之根本 ， 要是根本出了问题 ， 大厦无论看上去有多么辉煌多么巍峨 ， 最终也免不了轰然倒塌的败局 。 于是 ， 他对基层的重视便超乎寻常 。今天我们所说的基层 ， 一般是指乡镇甚至社区和村组一级 ， 但在明朝——严格地讲 ， 应该是在历史上的大多数朝代——国家政权的控制力只能到达县一级 ， 县以下里甲的治理 ， 乃通过村民的自治、乡规民约以及家族势力的影响来完成 。 也就是说 ， 在明朝 ， 最低级别的官员就是县官和散州（级别等同于县）的州官了 ， 他们负责直接与民众打交道 ， 因而被称为“牧民之官”或“父母官” 。朱元璋在位时 ， 奉行的干部任用政策之一就是特别注重州县级地方官员的品行 ， 比如洪武二十年 ， 他就曾两次谈及此事 。 一次是郊祀礼成时对内侍说：“国家任命守令之事 ， 若不能福民 ， 则是弃君之命 。 ”一次是因青州遭遇蝗灾 ， 地方官对上瞒报 ， 朱元璋告诫户部官员道：“代天理民者君也 ， 代君养民者守令也 ， 今使者言青州民饥 ， 而守臣不以闻 ， 是岂有爱民之心哉！”对失职的基层官员 ， 朱元璋的处理是将其逮捕治罪；对犯过小错误 ， 但任职期间尚能较好履行职责的知县 ， 朱元璋往往网开一面 ， 法外施仁 。 如诸城知县陈允恭因犯错误被流放云南 ， 朱元璋偶然听说他“治县时能爱民” ， 认为他虽有过 ， 但亦“可用也” ， 遂召复其官 。正是看到县官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几乎等同于朝廷、等同于皇上 ， 因而 ， 朱元璋对县官的要求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 。 比如颁布的《大诰》中就规定 ， 老百姓可就父母官是否“害民取财”、“有司不才”、“清廉直干”、“抚民有方”直接向朝廷反映 。 如此看来 ， 明朝时老百姓要上访 ， 是件非常容易的事 ， 绝不会有地方官胆敢派人到北京去截访 。 更有甚者 ， 朱元璋还进一步规定 ， 百姓有权按他在《大诰》中提出的标准对照基层官员 ， 如果官员属于奸恶官吏 ， 老百姓有权把他直接扭送到京城 ， 这不但不是妨碍公务 ， 以下犯上 ， 反而是值得奖励的义举 。朱元璋的设计虽有矫枉过正之嫌 ， 但在他统治期间 ， 大明帝国处于上升期却是不争的事实 。 然而 ， 无论多么好的制度 ， 一旦执行者阳奉阴违 ， 制度就等同一张废纸 。 到了明朝中晚期 ， 当整个帝国腐败成风 ， 政以贿成 ， 基层的溃烂就成为必然 。按朱元璋制定的政策 ， 明朝官员俸禄极低 ， 起初 ， 这种苛刻的制度和严密的纠察考核对地方官是一种强有力的约束 。 随着明朝享国日久 ， 尽管地方官的灰色收入早就成为充实宦囊的最大入项 ， 但制度性的阳光收入仍微乎其微 。 作为直接与民众打交道 ， 事务性工作繁多且极易出问题的县官 ， 如果不挖空心思去捞取灰色收入的话 ， 只拿朝廷发给他们的工资 ， 恐怕就真的只够买柴和水了 。 而一旦去捞取灰色收入 ， 贤者自然不屑为之——比如海瑞当地方官时 ， 就以耿直和清贫出名；而不肖者一门心思扑到捞好处上 ， 与朱元璋所期望的“清廉直干”“抚民有方”无疑南辕北辙了 。除了不得不常常找办法贪墨外 ， 县官的升迁与京官相比 ， 也显得很缓慢 。 明朝中后期的惯例是 ， 科举是官员的正途出身 ， 而出任县官者 ， 从进士到举人、监生、贡生都有 。 但县官的清贫和海量的事务性工作 ， 以及整个官场对京官的重视和对地方官的轻看 ， 都使进士们把外派出任县官视为畏途 。 沈德符就在《万历野获编》里讲 ， 当时的知识分子一旦中了进士 ， 第一是希望入翰林 ， 第二是希望做给事中 ， 第三是希望做御史 ， 第四是希望当主事——这四个职位都是京官 ， 不仅可以得享繁华舒适 ， 更重要的是人在天子眼皮下 ， 容易有升迁的机会 。 一旦被任命为州官或县官 ， 竟然“魂耗魄丧 ， 对妻子失色” ， 乃至向主管官员求情 ， 希望能免去这一任命 。进士们不愿意当县官 ， 举人也把当县官视作鸡肋 。 因此 ， 晚明时期 ， 县官一般都是年迈学荒的举人或是更低一级的监生、贡生之流充任 。 这样 ， 朱元璋寄托了无限希望的基层 ， 其主事者便出现了这样两种情况：其一 ， 少数由进士充任的县官 ， 必然为自己没能留在京城入翰林当御史而深感烦忧 ， 哪怕曾有报国之志 ， 但眼看同年们由于分配在中央机关而迅速升迁 ， 自己却沉沦下僚 ， 不免生出怨艾之心 。 这种情况下 ， 他们对待工作的态度是不求有功 ， 但求无过 ， 拖过几年后通过关系升职或是调到京城 。 凡事以拖延、掩饰、敷衍为要诀 ， 保持表面上的稳定即可对上面交差 ， 至于这种稳定之下是否潜流着极大的不稳定 ， 不在他们考虑之中 。 其二 ， 多数由科场不得意的举人和监生贡生充任的县官 ， 自知在仕途上不可能再有多大的进步 ， 千里做官只为财 ， “于是受贿营私 ， 不复以承流宣化为事 ， 巧需酷算 ， 一毛不遗 。 上司至则厚奉迎以宽指摘 ， 饰玩好以市姑息” 。 这样的官员 ， 不过是把做官当成了一门生意 。晚明时期 ， 陕西和山西一带蝗旱相继 ， 饥民遍野 ， 随后相继演变为民变 。 究其初始 ， 如果这些地方的县官们能够真正像朱元璋要求的那样抚民有方 ， 完全可以将民变扼杀于萌芽之际 。 但当走投无路的饥民与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对立仇视时 ， 守土有责的县官们不是去疏导和安抚 ， 而是继续多年来在他们看来是最有效的高压 ， 势必导致恶果 。 陕西澄城事件就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例子 。崇祯元年 ， 陕西大旱 ， 澄城是全省受灾最严重的地方 。 县令张斗耀不仅不赈济灾民 ， 反而催科甚酷——他之所以敢这样干 ， 一方面 ， 他知道国家对官员的制度性要求早已是一纸空文；另一方面 ， 他固执地相信 ， 只要施以冷酷弹压 ， 无论多大胆的刁民都只得像温驯的羔羊一样任政府宰割 。 然而 ， 当张知县派出兵丁四处抓人索赋时 ， 终于导致了“民不堪其毒”——原本就挣扎在死亡线上的老百姓 ， 在张知县的逼迫下 ， 一个叫王二的人纠集了数百位农民 。 王二高呼：谁敢杀张知县？众人齐喊：我敢杀 。 如是者三 ， 这群人冲进县城 ， 杀死了张知县 ， 从此啸聚山林 ， 成为陕北民变之始 。 官逼民反 ， 历史确乎千百次地验证了它的真实性 。这个故事说明：第一 ， 播下的是龙种 ， 收获的是跳蚤 。 再严密的制度 ， 再美好的愿景 ， 随着时光的流逝与世道的没落 ， 最终都会成为镜花水月 。 第二 ， 基层的溃烂一开始都是不引人注目的 ， 都是统治者自以为不会威胁整体的星星之火 。 但量变引起质变 ， 当越来越多的基层都陷入了溃烂的怪圈 ， 无论多么体面堂皇的大帝国 ， 也逃不脱垮台的下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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