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的呐喊: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
施一公的呐喊: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千度文 今天“我们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 , 转化不出来 , 不是缺乏转化 , 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中国大学出问题了!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了 , 这是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 。 人人向钱看了!而中国又缺乏知识产权的激励和保护机制 。 年轻精英的天赋潜能在悲号!大国经济基础不稳!我们大学可以开会自行决定已经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 但是全球大学最新排名 , 北京大学92与清华大学98 , 只是勉强挤进全球大学前100 。施一公的呐喊 , 应该被听到!
施一公:所有精英都想干金融 , 是中国潜伏的最大危机如今我们的 GDP 已经全球第二 , 但是看技术革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 ,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排在 20名开外 。有的人或许会怀疑 , 认为我说的不对 , 会说我们都上天揽月、下海捉鳖了 , 怎么可能创新不够 , 我们都高铁遍布祖国大地了 , 怎么可能科技实力排在 20名开外 。 我想说的是 , 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 , 这是经济实力决定的 , 不是科技实力决定的 。 我们占的是什么优势 , 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 在海外的时候 , 只要有人说我的祖国的坏话 , 我会拼命去争论 , 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四月份 , 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领奖 。 晚宴时 , 与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聊天 , 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 , 他很不屑一顾 , 我觉得很委屈、很愤懑 , 但是我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不管怎么说 , 我们国家登月已经实现了 , 你们在哪儿?但他回敬了一句 , 让我说不出话 。 他说:施教授 , 如果我们有你们中国的经济体量 , 我们能把五百个人送到月球上 , 并安全回来 。 在国内 , 我觉得自己是个批判者 , 因为很难容忍我们自己不居安思危 。 我们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 怎么发展 , 怎么办也要有清醒的认识 , 并形成一定的共识 , 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来争论去的层面 。 首先我想讲 , 大学是核心 。 我想讲的第一个观点就是 , 研究型大学从来不以就业为导向 , 从来不该在大学里谈就业 。 就业只是一个出口 , 大学办好了自然会就业 , 怎么能以就业为目的来办大学 。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 , 中国经济达到一定程度就会提供多少就业 , 跟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 大学 , 尤其是研究型大学 , 就是培养人才的地方 , 是培养国家栋梁和国家领袖的地方 。 让学生进去后就想就业 , 会造成什么结果?就是大家拼命往挣钱多的领域去钻 。 清华 70%至 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 。 连我最好的学生 , 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说 , 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 。 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 , 但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往金融上转的时候 , 我认为出了大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在北大、在整个中国都很热 , 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件事情 。 专科学校办学的理念 , 是培养专业人才 , 为行业输送螺丝钉 , 但大学是培养大家之才 , 培养国家各个行业精英和领袖的地方 , 不能混淆 。 学不以致用 。 你们没听错 , 我们以前太强调学以致用 。 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觉得 , 学某一门课没什么用 , 可以不用去上 。 其实在大学学习 , 尤其是本科的学习 , 从来就不是为了用 。 但这并不意味着用不上 , 因为你无法预测将来 , 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革新 , 你都是无法预测的 , 这个无法预测永远先发生 , 你预测出来就不叫创新 。 大学里的导向出了大问题 , 那么怎么办?其实很简单 , 大学多样化 , 不要一刀切 , 不要每个学校都就业引导 , 每个学校都用就业这个指标考核 , 这对大学有严重干扰 。 我对基础研究也有一个看法 。 我们国家非常强调成果转化 , 现在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加强转化」 。 但我想问一句 , 转化从哪儿来?我们的大学是因为有很多高新技术没有转化成生产力呢 , 还是我们根本就不存在这些高新技术?我认为是后者 。 我们的大学现在基础研究能力太差 , 转化不出来 , 不是缺乏转化 , 而是没有可以转化的东西 。当一个大学教授有了一个成果 , 无论是多么基础的发明 , 只要有应用前景和产业转化的可能 , 就会有跨国公司蜂拥而来 , 我就是个例子 。 十四五年前 , 有个简单的连我自己都没意识到的发现 , 就被一家公司盯上了 , 主动来找我 。 这些公司就像那些禁毒的狗一样不停在闻 , 在看 , 在听 , 他们非常敏感 , 不可能漏掉一个有意义的发现 。 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是鼓励科学家创办企业 。 大家没听错 , 今年在人大会议我听到这个话后 , 觉得心情很沉重 。术业有专攻 , 我只懂我的基础研究 , 懂一点教育 。 你让我去做经营管理 , 办公司、当总裁 , 这是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 人不可能一边做大学教授 , 一边做公司的管理人员 , 一边还要管金融 。 我们应该鼓励科技人员把成果和专利转让给企业 , 他们可以以咨询的方式 , 和科学顾问的方式参与 , 但让他们自己出来做企业就本末倒置了 。 我可以举个例子 , Joseph Leonard Goldstein 因为发现了调控血液和细胞内胆固醇代谢的 LDL 受体 , 获得 1985年的诺贝尔奖 。 他是美国很多大企业的幕后控制者 , 包括辉瑞 , 现在非常富有 , 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化的一个人 。 他两年之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 , 抨击特别强调转化 。 他说转化是来自于基础研究 , 当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的时候 , 如何能转化 。 他说 , 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么重要的时候 , 他就只是去做基础研究 , 转化是水到渠成的 。 当研究成果有了 , 自然转化是非常快的 , 不需要拔苗助长 。 他列举了他在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 , 正是九位学医的学生做基础研究 , 从而改变了美国医疗制药史的过程 。 我们一定要看看历史 , 不仅仅是中国现代史 , 也要去看科学发展史 , 看看各个国家强大的地方是如何起来的 , 而不是想当然地拔苗助长 。 创新人才的培养 , 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 。 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 , 同样有这个问题 。 什么是创新 , 创新就是做少数 , 就是有争议 。 三年前 , 我获得以色列一个奖项后 , 应邀去以色列大使馆参加庆祝酒会 。 期间大使先生跟我大谈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 , 我也跟他谈中国人也是如何重视教育 。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说 , 你们的教育方式跟我们不一样 。 他给我举了前以色列总理 Shimon Peres 的例子 , 说他小学的时候 , 每天回家他母亲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 , 今天你在学校有没有问出一个老师回答不上来的问题;第二个 , 今天你有没有做一件事情让老师和同学们觉得印象深刻 。我听了以后叹了口气 , 说我不得不承认 , 我的两个孩子每天回来 , 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有没有听老师的话?但我想说我并不是悲观 , 其实我很乐观 , 我每天都在鼓励自己 , 我们的国家很有前途 , 尤其是过去两年 , 我真切地看到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 , 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层次的思考和变革 , 这个大潮真正的开始了 。 在这样的大潮中 ,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一件事就够了 。 实事求是的讲出自己的观点 , 在自己的领域内做好自己的事情 , 就是我们的贡献 。 这样 , 我们的国家就会大有前途 。 我们缺什么?我出生在河南郑州 , 但成长在河南省驻马店 。 为什么我要特别提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具有代表性 。 驻马店相对于河南 , 就像河南相当于中国 , 就像中国相对于世界 。 从地理 , 从经济 , 从科技 , 从文化 , 都是这样 。 我恰好是在开始有记忆、对社会有感触的时候成长在驻马店 。 我在驻马店小学升初中的时候 , 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了一句话:施一公啊 , 你长大了一定得给咱驻马店人争光 。 大家可能想不到 , 这句很简单的话 , 我刻骨铭心记忆至今 。 从那以后 , 每次得到任何荣誉 , 我都会在心里觉得是在为驻马店人争光 。 今天 , 我同样想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咱驻马店争光 。 我中学去了郑州 , 大学到了清华大学 。 我常常很想家、也很想驻马店的父老乡亲 , 止不住地想:我的父老乡亲在过什么样的生活?过什么样的日子?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冲击非常大 , 把我的生活和世界观几乎全部打乱了 。 在此之前 , 虽然我受到了传统教育 , 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做一个科学家、工程师 , 其实我心里并不知道自己将来想干什么 , 和能干什么 。 1987年 9月 21日 , 我的父亲被疲劳驾驶的出租车在自行车道上撞倒 。 当司机把我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的时候 , 他还在昏迷中 , 心跳每分钟 62次 , 血压 130/80。但他在医院的急救室里躺了整整四个半小时 , 没有得到任何施救 。 因为医院说 , 需要先交钱 , 再救人 。 待肇事司机筹了 500块钱回来的时候 , 我父亲已经没有血压 , 也没有心跳了 , 没有得到任何救治地死在了医院的急救室 。 这件事对我影响极大 , 直到现在 , 夜深人静时我还是抑制不住对父亲的思念 。 这件事让我对社会的看法 , 产生了根本的变化 , 我曾经怨恨过 , 曾经想报复这家医院和见死不救的那位急救室当值医生: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是后来想通了 , 我真的想通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 这么多人 , 不知道有多少人、多少家庭在经历着像我父亲一样的悲剧 。 如果我真有抱负和担当 , 那就应该去改变社会 , 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好日子 。 2012年的清明节 , 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 , 很感慨 。 同班同学中两个已经不在了 , 一个患心血管疾病 , 另一个是癌症 。 当时还有一位同学在接受癌症晚期的化疗 , 现在也不在了 。 我常常在想:同样是人 , 我真幸运 , 不愁吃、不愁穿 , 受过高等教育 。 出过国、留过学 , 拥有一份钟爱的工作 , 可是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这么幸运 。 我的父老乡亲和他们的孩子也没有我这么幸运 。 尽管他们不像我这么幸运 , 他们却一直很为我自豪 , 他们为我鼓劲 。 我有些地方和很多执着的科学家们不一样 。 哪点不一样?他们因为兴趣驱使在做科学研究 。 我有兴趣 , 但最初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做研究 , 我的兴趣是很晚才培养起来的 , 驱使我更多的反而是责任和义务 。 我成长于驻马店 , 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 , 那里的邻里乡亲也从没有把我当外人 , 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 。 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回报我的父老乡亲 , 哪怕是取得成绩让他们为我骄傲 。 这是我从小受到的教育 , 我真的很感恩 , 想回报 。 然而不知不觉间 , 我的观念似乎很落伍了 。 我想不明白当今的社会 , 为什么会变得这样物欲横流 , 为什么这么多人会一致向钱看 。 人不是商品 , 人活一口气 。 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衡量 , 把自己作价 , 选择出价稍微多一点的公司就业的时候 , 我真的是非常不理解 , 身边的世界变得陌生 。 我有时候想 , 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 , 我老了真的跟不上了 。 我怎么就不理解 , 连我身边的人 , 连我一些同事、同学和朋友 , 我都理解不了 。 我不知道这个社会怎么了 , 我们的关注点太不可思议的狭窄了 。 中国真的有很多很多人不像我们一样幸运 , 他们很需要我们的帮助 。 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 , 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 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人一起努力 。 我不希望自己的学生 , 成为形式化的社会实践 , 但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去体验 , 比如去支教等等...我举一个支教的例子 。 2008年我全职在清华工作 , 我的一个本科生从陕西农村的一所希望小学支教回来 。 在我的办公室 , 他痛哭流涕 。 他说:施老师 , 您知道吗 , 尽管是希望小学 , 那里的孩子 , 从一年级到五年级 , 都很瘦 , 一天只有两顿饭 , 早上十点一顿 , 下午四点一顿 。为啥?没钱!他们没有肉吃 , 只能吃饱两顿饭 。 他们早上不能起得太早 , 晚上又要尽量早点睡 。 因为要节省能量 , 要把能量用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的上课时间 。 但他们都很满足、很开心……我不晓得 , 我们做基础研究的 , 我们能做什么 , 我们能改变什么 。 我受中国传统教育很深 , 作为一个敢担当的读书人 , 不仅应该风声雨声读书声 , 声声入耳 , 也需要家事国事天下事 , 事事关心 。 只可惜自己的时间精力实在太有限 , 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事情 , 总想有机会回家乡给父老乡亲做点什么 。 我挺惭愧的 , 其实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 , 也没有照顾好妻子和孩子 。 我们缺什么?我们缺这份对社会的责任感 , 我们缺这份回报父老乡亲的行动 。 在清华大学 , 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的新生做入学教育的时候 , 我都告诉他们:千万不要忘了 , 你来到清华 , 你不止代表自己和个人 , 你也同时代表一个村 , 一个县 , 一个地区 , 一群人 , 一个民族 。 千万不要忘了 , 你肩上承担了这份责任 。 我真的希望 , 不管是我自己 , 我的学生 , 还是我的同道 , 我们每个人真的要承担一点社会责任 , 为那些不像我们一样幸运的人和乡亲们 , 尽一点义务 。 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兴趣之外的所有动力 , 也是我今后往前走最重要的一点支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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