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对“宇宙”的理解比欧洲早了两千多年( 二 ) 宇宙|圭表|至和元年|十二辰|尸佼

　　在这一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国家被称为“天下” ，帝国被唤作 “天朝” ，治国要遵循“天意” ，皇帝亦自命为“天子” 。正是通过与上天频繁的“对话” ，中国古人丰富的思想才得以呈现。

　　在诸多与“天”相关的事物中， “天子”一说耐人寻味。 “天子”顾名思义是“上天之子” ，统治者被认为是上天的代言人，维系着天地之间的和谐。作为“天子” ，不仅要对国家治理的秩序负责，也要对上天的正常运转负责。为此，君王们必须解读天象。这一特性使中国的天文学在当时成为官方首要科学，不但在很早之前就有了历法计算等基本内容，还注重持续地关注任何可能发生的天象异常。中国古代天象观测活动的频率究竟高到何种程度？从早期的来华耶稣会传教士的记述中就可见一斑。

　　1688年，法国传教士李明访问北京古观象台，被眼前看到的景象所震惊。他后来在《中国近事报道》中写道：“五个天文学家整夜待在观象台上，观察天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其中一个人负责天顶区域，另外四个人分别负责东、南、西、北四个方向……这些人极为警惕地注意着风、雨、气等不寻常的现象，以及日食或月食、行星的‘冲’与‘和’、流星等一切有用的天象。 ”

　　当时的李明或许并不知道，类似的天文观测活动已经在中国持续了近4000年，并且从未中断过。

　　中国历史上的天文成就，为何难以得到欧洲的认可？

　　明清时期，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的天文学体系缺乏认知，他们对中国传统科学的傲慢态度和错误评述，导致西方至今仍认为“是耶稣会传教士将天文学传入中国的”

　　从公元前5世纪到1911年的清朝末年，中国历代的天文学家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详细且精确地记录着几乎所有曾经发生的天象。他们为此制造出叹为观止的精密天文仪器，同样留给后世数以千计的天文观测资料。然而，这样一座天文学宝库却没能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充分利用。令人费解的是，这些遗产在西方鲜为人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被现代科学史学家忽略。究其原因，《4000年中国天文史》一书认为，这与明清时期欧洲传教士对中国科技和文化的误读有着直接关系。

　　1368年明朝建立之后，中国逐步放开海禁，同时允许欧洲耶稣会传教士来华传教。这些传教士很快发现天文学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并且意识到要获得朝廷的认可，天文学可能是比神学更加有效的工具。而此时的欧洲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短短的几十年间爆发了以哥白尼的日心说、第谷·布拉赫的天文观测成果，以及伽利略和开普勒的新发现为代表的科学革命。欧洲的传教士们尝试将这些知识引入中国，他们在历法制定、日食预报上表现出来的优势，也让朝廷对欧洲的天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644年清军入关，新的统治者担心天象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转而向耶稣会传教士寻求帮助。先有汤若望承担钦天监“历法治理”工作，开启中国历史上外国人负责天文机构的先河；后有南怀仁主持天文仪器制造，给中国数千年的天文成就带来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

　　在漫长的天文研究过程中，中国古代的科学家们建立了一套有别于欧洲的知识体系。例如，赤道圈是依据太阳的视运动划分的，即划分为365.25度，对应的每日太阳的平均视运动为1度，这与欧洲采用360度的六十进制的西方传统相斥。显然，这种对赤道的划分方式让那些接受过古希腊天文学传统训练、习惯了黄道坐标系的传教士迷惑不解。同时，中国的天文学家将1度划分为100分，而不是60分，这同样让欧洲传教士感到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