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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建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的专门立法

一部建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的专门立法
经过数年的研究与酝酿 ， 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终于亮相 ， 接受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 这标志着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 ， 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 。 围绕这一草案还会有很多讨论 ， 草案的文本也会有进一步的修改与完善 。 但由草案所勾勒的个人信息保护规则以及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 ， 已清晰可辨 。
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立规早已开始 ， 并且已经颇具规模 。 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 到网络安全法的制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修订 ， 再到电子商务法以及今年刚刚颁布的民法典 ， 这些法律都涉及个人信息保护问题 ， 都可以找到关于个人信息保护的某一个方面、某一个领域的专门规则 。 特别是在今年5月28日颁布的民法典中 ， 针对个人信息的民法保护问题 ， 设立了相当全面的规则 。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 全国人大要进一步制定一部专门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 其意义何在？是为了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首先 ， 先前立法中涉及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则 ， 相对而言 ， 比较原则与抽象 ， 需要通过专门的立法 ， 对有关规则的内涵以及在不同场景中的把握 ， 做进一步明确具体的规定 。 缺乏具体明确的可操作的规则 ， 个人信息保护制度就难以真正落地 。 因此 ， 针对个人信息保护进行专门立法的首要目的在于 ， 进一步明确个人信息保护规则 。 这一点在草案的文本中表现得相当突出 。 举例来说 ， 关于个人信息的处理 ， 先前立法都一以贯之地强调 ， 原则上需要获得个人信息主体的同意（只是在有限的几种例外情况下 ， 不经过个人的同意 ， 也可以进行个人信息的处理） 。 但关于“同意” ， 具体来说 ， 应该如何理解？是需要明示的同意还是默示同意就可以；是概括同意、打包同意 ， 一揽子同意就可以 ， 还是需要单独的同意？是比较宽松的包括口头同意在内的同意就可以 ， 还是需要以特定的书面方式同意才可以？是一次性同意就代表了对后续的处理都视为同意 ， 还是说根据个人信息处理场景的转换 ， 需要另外重新获得同意才可以？更加重要的是 ， 如果个人信息主体不同意 ， 相对人是否可以因此拒绝提供产品或者服务？这些都是在实务上非常重要 ， 需要在立法上予以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 对此 ， 草案都给出了相当明确清晰的答案 。
在个人信息主体所具有的受法律保护权益的具体内涵上 ， 先前的立法也没有给出明确具体的表述 ， 草案对此给出了非常具体的规定 。 个人在信息处理活动中 ， 针对其个人信息 ， 可以享有知情权、决定权、查询权、更正权、删除权等等 。 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规定 ， 使得个人信息保护的规定 ， 具有更强的可操作性 。
其次 ， 个人信息保护是一个完整的制度体系 。 先前在这一问题上的立法 ， 往往只关注制度的一个特定方面 ， 因此仍然需要通过一个专门的综合性立法 ， 来建构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 。 我们可以看到 ， 草案针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域外效力问题、个人信息跨境提供问题、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问题、履行个人信息保护职责的部门的权限界定问题 ， 都作出了明确具体的规定 。 这些都是一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 通过这一立法 ， 才可以说 ， 中国建立了一个相对完整的个人信息保护的制度体系 。
值得注意的是 ， 草案关于个人信息处理者的义务体系的规定 ， 相当系统和全面 。 仅草案中提到的管理措施就涉及相关处理者的内部管理措施、不同类型的个人信息分类管理制度、安全技术措施、应急预案、个人信息保护负责人、个人信息处理活动审计制度、个人信息处理风险评估制度、个人信息泄露事件的披露以及补救制度等等 。 这些制度先前只是零散地被提及 ， 这次通过草案的规定 ， 得以系统化地提出 。 而这些配套制度的建立 ， 对于完善中国的个人信息保护制度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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