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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诺贝尔文学奖120年：理想、人文探索和世界文学

_原题为 诺贝尔文学奖120年：理想、人文探索和世界文学
自1901年至2020年 ， 诺贝尔文学奖（Nobelpriset i litteratur; Nobel laureates in Literature）已经有了120年的历史 。 120年中 ， 117位作家获得了该荣誉 ， 除一笔数额变动的丰厚奖金外 ， 他们几乎都受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称誉 。 一种实实在在的人文光辉 ， 借由此 ， 产生了 。
诺奖120年的历史 ， 几乎也是文学120年的历史 。 这段历史从比它的启动更早的历史 ， 一直延伸到今天之后的未来：十九世纪的经典的最后的辉煌；自然主义对人文主义的救赎；现代主义的闪耀的巅峰；搭上全球化便车的后殖民主义；新近的充满危机感的文学尝试 。
在十九世纪末 ， 硝酸甘油炸药发明者、和平主义者阿尔弗雷德·诺贝尔（Alfred Nobel）逝世之前 ， 他留下了一份遗嘱 ， 分配了自己一生所积累的财富 ， 其中所剩的33233792克朗孕育出来了我们今日耳熟能详的诺贝尔奖（Nobel priset; Nobel Prize） ， 其中之一就是文学奖 。
“所有剩余的可变现资产将按以下方式分配：由我的遗嘱执行人将资金转换为安全证券 ， 设立基金 ， 其利息将作为奖励 ， 每年给予那些在上一年为全人类最大利益作出贡献的人 。 ……一份给予在文学领域朝着理想的方向（in an idealistic direction）创作出最杰出作品的人……文学奖由斯德哥尔摩的学院颁发……我明确希望授予奖励时不考虑（获奖人的）国籍 ， 它将奖励颁给最有价值的人 ， 不管他们是否是斯堪的纳维亚人 。 ”遗嘱上说 。

文学|诺贝尔文学奖120年：理想、人文探索和世界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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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遗嘱其中一页
遗嘱上所说的斯德哥尔摩的学院 ， 被理解为瑞典文学院（Svenska Akademie; Swedish Academy） ， 它是由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III）仿照法兰西文学院创造的 。 像法兰西文学院一样 ， 瑞典文学院旨在守护和发展瑞典语的纯净、力量和崇高 。 瑞典文学院最初并不愿承担诺奖的宏大任务 ， 时任终身秘书的C. D. 维尔森（C. D. Wirsén）说服了众人 ， “如果不接受 ， 用于文学奖的捐赠就要全部退回去 ， 从而剥夺了诺贝尔安排的、使那些长期卓有成效地从事文学活动的欧洲大陆上的文学大师们享受极大的荣誉和益处的机会” 。 早在1889年 ， 维尔森就声称 ， “在分崩离析的时刻 ， 要把瑞典文学院建成一个具有文学理智和保守主义的桥头堡” 。
自然 ， 瑞典文学院从未有意制造一部世界的文学或人文的权威历史 ， 所选的作家们也难以归纳到某种具体的范畴中 。 作为一个文学奖 ， 诺奖有它自己的限度 ， 它不可能将全部经典囊括在内 。 尤其是最初的数十年 ， 由于瑞典文学院的十八位院士的古典的或古老的观念 ， 大量优秀作家被遗落在榜单外 。 瑞典经典作家斯特林堡（Strindberg）、丹麦经典作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俄国经典作家列夫·托尔斯泰（Leo Tolstoy）等等文学魁首都无缘此奖 ， 有部分堪得此奖的作家甚至连长短名单都没有入选 。
【文学|诺贝尔文学奖120年：理想、人文探索和世界文学】由于本身的机制和容量的原因 ， 诺奖从未颁得那么够 ， 它遗漏了包括巴西经典作家马查多·德·阿西斯（Machado de Assis）、英国经典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阿根廷经典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德国经典作家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holt Brecht）、中国经典作家杨牧等在内的够格作家 。
同时 ， 诺奖也颁得恰到好处 。 例如 ， 在西班牙 ， 共计有5位获奖作家 ， 他们均质地分布在西班牙的文学的历史长河中：十九世纪西语世界最伟大的剧作家何塞·埃切加赖（José Echegaray）、现代主义的早期传人哈辛托·贝纳文特（Jacinto Benavente）、九八一代胡安·拉蒙·希门内斯（Juan Ramón Jiménez）、二七一代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Vicente Aleixandre）、西班牙内战后的代表卡米洛·何塞·塞拉（Camilo José Cela） 。
与此同时 ， 伴随着自身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 ， 诺奖走出北欧 ， 走出欧洲 ， 走出世界；走出浪漫现实主义 ， 走出普遍的现代主义 ， 走出全域的后殖民主义；走出巨富大翁的个人尝试 ， 走出隐匿的国家工程 ， 走出有组织有策划的学院潮流 。 最终 ， 诺奖和我们这个没有核心的世界、没有潮流的文学现场、隐隐互动的浪漫社会想象等等站在了一起 。
今天 ， 诺贝尔文学奖和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相互确认着彼此 。 在二战后 ， 诺奖以后发之势一次又一次对现代主义大师进行加冕；在世纪末 ， 它又对新的地区、国家、语言、观念进行着补充；在世纪初 ， 它在坚持着诗、反抗、探索的同时 ， 又确认着已然形成的疆域、理解、启蒙、普适性 ， 以及对时下危机的警示 。
2017年的获奖者石黑一雄（Sir Kazuo Ishiguro）忠告我们 ， 此刻的世界正在遭遇惊人的不平等、猖狂的战争、种族主义、阵营间的分裂对立、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在获奖词《我的二十世纪之夜以及其他小突破》（ My Twentieth Century Evening and Other Small Breakthroughs）中 ， 他表达了他仅剩的乐观 ， “我必须继续前行 ， 尽己所能 。 因为我依然相信 ， 文学很重要 ， 尤其是在在我们度过眼下这个难关的过程中 。 但我也期盼年轻一代的作家鼓舞我们 ， 引领我们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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