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文彬|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生而逢时的淡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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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去世前居住的卧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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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江西带回来的扁担一直保存在家中 ， 内侧刻了高文彬的名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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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卧室里摆放的书桌 。 A10-A11摄影/新京报采访人员 杜雯雯
人生最后九个月 ， 高文彬先生几乎都是在病房中度过的 。 两种癌症同时侵袭他的身体 ， 从内到外 。
在最初被告知罹患肿瘤的2019年底 ， 他并未表现出对疾病的恐惧 ， 还回绝了家人关于手术的建议 ， “都这个年纪了还开什么刀 ， （活）够本啦 。 ”但真的临近生命最后时刻 ， 他的求生欲望又变得强烈 。 病榻之上 ， 他从不说“我不行了”之类的话 ， 转而关心 ， “医生还有什么办法没有？”
在初秋的9月7日凌晨 ， 97岁的高文彬告别世界 。
老先生近百年的人生像是一个被折弯的V形 。 他人生的前二十来年和最后二十来年 ， 参与了两件最值得书写的大事：年轻时担任东京审判中国检察官秘书 ， 发现了南京大屠杀标志性事件“日本百人斩杀人竞赛”证据；耄耋之年又不计报酬地投入到审定至今仍是英美法领域权威大部头的《元照英美法词典》中 。
光环和盛名向他奔涌而来 ， 已经是非常晚年的时候了 。 原本应该大有作为的中青年时期他遭遇命运急转 ， 长达27年的漫长时光都消磨在劳改农场 ， 直到近60岁才得以重返沪上 ， 捡起法学本业教书授课——言及这段处于V字底部的深刻苦痛 ， 是他被最常评价为“乐观、沉稳、谨言”的性格表露之外 ， 少见的会情难自抑、泪流满面的时刻 。
如果一定要用什么词语来界定他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 女儿高岚给出的答案是：父亲生得逢时 。 与高文彬相识超过70年的故友、东京审判向哲濬检察官之子向隆万 ， 有更切身的感触：他成为他 ， 是那一代人的必然 。
盛名晚至
年龄 ， 或许是高文彬最不在意的事情之一 。
这位在新闻标题里常被称作“全球最后一位全程参与东京审判亲历者”的老先生 ， 从未在任何正式场合纠正过外界对他出生年份的错误记录 。
公开可查的资料里 ， 他出生于1920、1921、1922三个年份 。 照顾了他九年的保姆吴元丽（化名）比他更着急 ， 多次向他求证才得知用得最多的1922年其实指的是农历 。 先生属狗 ， 换算过来的阳历生日为1923年2月11日 。
进入九字头的年岁后 ， 他不得不与日渐衰弱的身体做现实对抗：心脏跳动过缓 ， 必须依靠植入的起搏器调节；每日要按时吞服治疗高血压、糖尿病、骨质疏松的好几种药片；与他联络频繁的人 ， 会在不经意间发现他状态上的细微差别 ， 比如反应变得迟钝 ， 一句话会重复讲三次 ， 以及交流时更容易走神了 。
女儿提醒他 ， 年龄大了要多吃蔬果和健康食品 ， 但他还是几十年如一日地钟爱荤菜 ， 用残留的两颗牙根啃骨头、吃大闸蟹 。 长寿成为他的还击武器 ， “你看 ， 我这样不也活到这个岁数了吗？”他不喜欢拄拐杖 ， 非必要时连坐轮椅都不大情愿 ， 直到双腿无法支撑他走到更远的地方 。
80来岁的时候 ， 他还是一个能从淮海路步行往返东长治路家中的矫健老头儿 。 就连八年前检查出的阿尔兹海默症 ， 对他的记忆影响都像是特意被筛选过的：最近的生活琐事老是忘 ， 早年重要往事却依旧清晰 。
尽管最亲近的家人都不在身边 ， 但他把自己的晚年生活安排得规律有节 。 不出门的日子 ， 他早起泡上一壶茶 ， 坐在阳光能洒到地板上的卧室小书桌前 ， 翻翻相册或是摆弄些老物件 。 坐在阳台看花是他打发时间的方式 ， 昙花、三角梅也算不错 ， 但他更中意颜色鲜艳的牡丹 。
每日读报也是高文彬一辈子都未改变的习惯 ， 即便后来住进医院 ， 也不忘让保姆把订阅几十年的《参考消息》带过去 。 音乐唱片和电影碟片早已堆满家里好几个柜子 ， 他还会用淡红的塑料绳分门别类打包成捆 。 最常听的是邓丽君、蔡琴和费玉清的老歌 。 高仓健主演的电影《追捕》或好莱坞经典冒险片《夺宝奇兵》 ， 他可以反复看至睡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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