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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彬|东京审判亲历者高文彬：生而逢时的淡泊者( 二 )


他不愿跟随女儿女婿出国生活 ， 从20年前便一直居住在北外滩的这套两居室里 。 临近百岁 ， 他的同龄者日渐凋零 ， 登门拜访他的人却是越来越年轻 。 许多人牵挂他的健康 ， 一年之中 ， 中秋春节这样的日子家里甚是热闹 。
在很多晚辈眼里 ， 高文彬的身份是戴着光环的“东京审判见证者” 。 但在女儿高岚印象中 ， 父亲“被外界关注也就是这一二十年的事 。 ”
晚年很多重要场合 ， 高文彬都被当做国宝级一样的人物关照 ， 拍照时也被安排站在最中间的位置 。 但在一些私下场合 ， 老先生用上海话调侃自己 ， “什么国宝 ， 没什么了不起 ， 现世宝（沪语：指出丑出洋相的人 ， 有时用于责骂顽皮孩童）还差不多 。 ”
“生平最重要的功绩”
在南京大屠杀史实展馆7号展区“埋坑遗址”北侧 ， 是那幅臭名昭著的“百人斩杀人竞赛”图 。 这是一篇出自1937年12月14日《日本东京日日新闻》的报道 ， 刊登了随军采访人员浅海、铃木在南京紫金山麓发出的关于野田毅、向井明敏杀人比赛的消息 。 当时 ， 向井明敏屠杀106人、野田毅杀105人 。
上海交通大学东京审判研究中心主任程兆奇教授 ， 是研究东京审判领域的专家 。 他把“百人斩”看作日本在南京大屠杀暴行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 并认为这是高文彬“生平最重要的功绩” 。
在东京审判期间 ， 青年高文彬找到这份十年前的报纸时 ， 它湮没在浩繁资料中 。 两名日本军官手握军刀站立的傲慢姿态让他备感愤怒 ， 他把材料复印了三份 ， 一份存底于中国检察组 ， 两份寄回国内 。
当时南京军事法庭正在审理乙级战犯 ， 庭长石美瑜收到这份重要证据后 ， 通过国防部公文直送盟军麦克阿瑟总司令部 。 大约半年后 ， 两名已经退役回到埼玉县摆摊的日军少尉被捕 ， 随后押送至南京受审 。 这两人最终与南京大屠杀主犯之一的谷寿夫一起 ， 于1948年枪决于雨花台刑场 。
大概是从2008年往后 ， 无论是新闻报刊还是社会活动 ， 提起高文彬必提“百人斩” ， 最开始程兆奇选择沉默 。 他对历史事件中的当事人及其后人的口述信息 ， 通常保持谨慎态度 ， “所有单纯的口述史不能直接作为历史信息使用 。 因为我们碰到了太多亲历者回忆本人或先人时 ， 出现与事实较大误差 。 一方面是人类记忆有限 ， 另一方面 ， 人难免对自己参与的部分合理化 。 ”
直到2013年 ， 程兆奇前往中国台湾查找资料 ， 看到了当时东京检察组传回的书面文件 。 此后几年 ， 越来越多的史料浮现 。
比如高文彬曾提到 ， 前往东京之前 ， 他是先辞去了某军事法庭书记官一职 。 这个细节 ， 后来找到了与之相对应的那封辞职信 ， 信中还工整写到 ， 高文彬要去远东军事法庭担任检察官译员且工作紧急 。
再比如 ， 在历时四年整理编辑的百卷本《中国对日本战犯审判档案集成》中 ， 程兆奇既找到了高文彬从东京寄回的庭审记录摘要 ， 也在《国民政府战争犯罪处理委员会全综》里确认了抓捕向井明敏和野田毅的具体时间 ， 是在1947年8月 。
上述材料 ， 时间、地点、工作内容 ， 都能与高文彬口述相印证 ， 这也成为程兆奇后来对高先生越发尊敬的重要原因 ， “时隔多年他对很多小事都能记忆精准 ， 我印证之后得出 ， 他为人方正严谨 ， 不会有虚言 。 ”
关于那段历史 ， 程兆奇还纠正了一个被频繁提到的错误 。 在东京审判宣判之前 ， 中国检察组成员已全部回国 ， “宣判也是很重要的一环 ， 所以提起高老不能说是全程参加东京审判 ， 而是全程参加庭审 。 ”
那场耗时两年半的世纪大审判 ， 是二战结束后同盟11国在亚洲地区组建的唯一一个针对A级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 。 在历经818次开庭后 ， 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土肥原贤二等7人被处以绞刑 ， 光是宣读超过1200页的判决书就花了十几天 。
包括高文彬在内 ， 共计17名中方法官、检察官代表团成员参与其中 。 回国后 ， 其中四位成为忘年交：检察官向哲濬、首席顾问倪征燠、法官梅汝璈的秘书杨寿林 ， 以及他们之中最为年轻的秘书兼翻译高文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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