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西方疫情背后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原创 澎湃新闻 2020-10-03 11:02:03李威（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面对席卷全球的新冠疫情 ， 西方各国的政府和群众时常作出令人困惑不解的应对举措 。 无论是前期由英国最先提出“群体免疫”的抗疫理念 ， 还是后来部分国家不顾疫情急于复苏经济 ， 抑或是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谈及群体免疫 ， 这些做法都在社会各界引起激烈争议和不满 。 虽然没有政府公开将“群体免疫”作为目标 ， 各国经济解封的进程也受到社会多重阻力的限制 ， 甚至特朗普昨日也正式确诊为新冠阳性 ， 但发人深省的是：为何欧美国家长期有这么多政客精英用“群体免疫”、“经济优先”等理念来粉饰种种消极抗疫的举措 ， 而且被这么多民众所接受？其中一个值得反思的原因是 ， 它背后反映着植根于西方社会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传统 。
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新冠一、从“自然选择”到“适者生存”根据《大英百科全书》 ， 社会达尔文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人类族群同样受达尔文提出的自然选择规律影响的学说 ， 其将人类的社会生活视作由适者生存法则支配的生存斗争 。 然而 ， 学界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内涵争论不休 ， 因为它在历史上常与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种族主义、优生学等不同的社会思潮相关联 。 但无论何种阐释 ，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内核都涉及三个关键短语 ， 即：“生存斗争”“自然选择”和“适者生存” 。“生存斗争”源于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的人口理论 。 达尔文（Charles Darwin）受其启发 ， 观察到自然界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生存斗争 。 他认为一切生物都有高速率增加的倾向 ， 随着产生的个体比可能生存的多 ， 这势必会导致生存斗争 ， “或者同种的这一个体同另一个体斗争 ， 或者同异种的个体斗争 ， 或者同物理的生活条件斗争” 。 在此情况下 ， 达尔文发现有利的变异往往会得到保留 ， 不利的变异则会被毁灭 ， 其结果是新物种的形成 ， 这一过程被称作“自然选择” 。 自然选择原理是达尔文1859年出版的《物种起源》的精髓 。 事实上 ， 达尔文尤为注重科学性 ， 在书中仅阐述了生物界的情况 ， 而没有直接论及人类社会的发展 ， 他也绝不鼓励对其理论进行某种社会解释 。 在他看来 ， 自然选择依赖复杂的偶然性 ， “不一定包含进步性的发展” 。 因此 ， 当友人提醒达尔文“自然选择”一词具有拟人化色彩的弊端后 ， 他赞同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创造的“适者生存”更为准确,并从《物种起源》的第五版开始将这两个术语并立使用 。
《物种起源》然而 ， 斯宾塞理解的“适者生存”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却不尽相同 。 早在《物种起源》出版前 ， 斯宾塞就开始思索生物学理论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关系 ， 提出了社会有机论 。 他将社会与生物有机体相类比 ， 一方面视社会为一个有机的整体 ， 各个部分既独立发挥某一功能 ， 又相互协调有机体的平衡；另一方面社会有机体也服从生物的适应规律 ， 不断地为适应外界条件或环境而作出改变 。 对于这种改变 ， 斯宾塞采用了拉马克主义的立场 ， 认为后天性状可以遗传 ， 而生存斗争会诱导人类主动适应环境 ， 提升身心机能 ， 然后传给后代 。 因而社会有机体必定从低级逐步走向高级 ， “人类的各种机能必然会训练成完全适应于社会性状态” 。 在他眼中 ， “进步不是一种偶然 ， 而是一种必然” ， 文明是人类发展的最后阶段 ， 这构成了他社会进化论的重要前提 。在阅读完《物种起源》后 ， 斯宾塞发现达尔文为他提供了科学依据 ， 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我想,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以被吸收到我正在阐释的一般进化理论中 。 ”1864年 ， 斯宾塞在《生物学原理》一书中首次用“适者生存”这个短语来表达“自然选择” 。 但他的论述从未脱离社会有机论 ， 只是把自然选择看作是保持物种与外力间建立平衡的一种手段 ， 认为其能够使有机体在所处的环境中产生适应性 。 斯宾塞的“适者生存”在本质上是指 ， 无论自然界还是人类社会都遵循优胜劣汰的法则 ， “那些结构不太完善的个体在他们产生后代之前就死亡了 ， 留下那些结构适应性更强的来产生新一代” ， 推动整体的发展 。 他将适应和进化等同于进步 ， 又因这种进步是不可避免的自然趋势 ， 所以反对国家政府的干预 。 斯宾塞指责称 ， 对穷人、弱者、缺陷者的强制救助将导致“不适者”的增加 ， 同时阻碍“最适者”的生存 ， 危害整个社会有机体的发展 ， 他强调竞争才是进步的关键 。因此 ，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本是“中立的工具” ， 但被斯宾塞延展到社会的维度 ， 以“适者生存”的概念曲解了进化论对人类社会的意义 。 正如赫胥黎（Thomas Huxley）指出 ， “适者生存”的模糊性对“自然选择”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 导致很多人认为“适者”指的是“最优秀”或者“最高等”的人 。 进化论与社会有机论的结合赋予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宿命论的色彩 ， 极大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道德伦理 ， 这对西方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二、历史上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自19世纪下半叶始 ， 基于生存斗争的自然选择理论和适者生存观念很快就在欧美国家得到广泛传播 。 这一套话语与逻辑被用来为各种思想和社会利益服务 ， 充当合理性的解释 ， 潜移默化地融入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中 。其中最为明显的是自由放任政策和优生学 。 斯宾塞倡导个人自由是幸福的第一要素 ， 干预制度不仅限制人们的自由 ， 而且往往保护不适者 ， 破坏进化法则 。 这种思想还备受美国镀金时代资本家的推崇 。 以萨姆纳（William Sumner）为代表 ， 他认为“社会不平等是自然选择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 如果不相信适者生存 ， 那结果只会是不适者生存 。 他把生存斗争视为社会进化的动力 ， 支持政府奉行自由放任主义 。 萨姆纳的理论后来成为美国保守主义的重要支流 。 与此同时 ， 社会达尔文主义亦可为某些方面的人为管制辩护 ， 如高尔顿（Francis Galton）提出的优生学 。 由于社会进化论承认人类存在优劣之分 ， 并且这种差异可以遗传 ， 为了避免生存竞争中不适者的过度繁衍或最适者的繁衍不足 ， 高尔顿呼吁政府介入 ， 阻止那些有不良特征的人生育 ， 鼓励更有价值的人延续后代 ， 从而改善人类社会 。 但一旦这些理念被运用于国家争斗、帝国扩张和种族问题等范畴 ， 则会酿成巨大祸害 ， 其极端形式就表现为纳粹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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