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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数据隐私的重建：重构人机交互中的“知情同意”( 五 )


在欧盟和美国之外 ， “通知和同意”已经成为一种一致的国际规范 ， 因为它在非欧盟经济的某些条件和贸易激励方面具有域外效力 与欧盟的做法保持一致 。 尽管有两个明显不同的轨迹 ， “通知和同意”显然已经成为欧盟和美国数据保护和隐私政策的一部分 。 在欧盟和美国之外 ， “通知和同意”在不同程度上已经成为一种一致的国际规范 ， 部分原因是在GDPR中建立了压倒性的影响力和贸易激励机制 ， 推动非欧盟经济体与欧盟保持一致 。
GDPR和CCPA的颁布也增加了解决“通知与同意”机制作为一种准则所存在的缺陷的迫切性 。 特别是在美国 ， 他们触发在短期内通过联邦级隐私立法的可能性 。 这一事项如果在没有批评“通知与同意”机制的情况下进行 ， 那将会错失相关规则优化的良机 ， 因为各国都会根据美国和欧盟的监管模式来考虑实施自己的数据保护措施 ， 令现有机制不受影响的新法律或政策有可能无限期地使它们永久化 。 监管的确定性仍然至关重要 ， 现在正是企业在推动美国对类似数据收集和处理的替代模型（例如合法权益）采取更加类似于欧盟的方法的机会 。
对“通知和同意”的评估
隐私学者Daniel Solove指出 ， “同意合法化了几乎任何形式的收集 ， 使用或对个人数据的披露……个人无从充分自我管理其隐私 ， 并且在涉及隐私的许多情况下 ， 同意是毫无意义的” 。
2014年奥巴马时期总统科学和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的一份报告对“通知和同意”描述如下：通知和同意从根本上将隐私保护的责任放在个人身上-这与通常所说的“权利”正好相反 。 更糟糕的是 ， 更糟糕的是 ， 如果它隐藏在这样的通知中 ， 提供者有权共享个人数据 ， 用户通常不会从下一家公司获得任何通知 ， 更不用说有机会合作了 虽然数据的使用可能是不同的 。
根据Woodrow Hartzog的说法 ， “通知对监管机构很有吸引力 。 立法者喜欢授权通知作为监管工具 ， 因为它花费很少 ， 并保留了一点公平 ， 有关机构可以自由地以创新的名义进行实验和设计 ， 对于设计师来说 ， 使用条款可以像房间里的大象：设计师可以构建承认条款的环境 ， 或者他们可以直接忽略它们 ， 忽略了设计和合同传达的信息之间可能出现的任何矛盾 。 至关重要的是 ， Hartzog认为：“当隐私法忽视设计时 ， 它允许通知变成死板的、无效的 。 设计可以用来模糊通知和利用我们有限的能力来影响我们所理解的正在传达的内容 。 ”
关于“同意”的辩论也包含这些产生于规则设计者的问题 ， 包括对“关于人类意图和行为的现实假设”的理解 ， 以及如何适应这些假设 。
在当今的许多（即使不是大多数）在线环境中 ， 同意也可以作为“接受或离开”选项提供 ， 而拒绝同意通常表示为“离开” 。 Kim认为“同意一方必须以被提供某种形式和时间来阅读该信息、能够帮助其理解重要和相关的信息以及同意的后果相关信息 。 该信息的呈现必须考虑到人类如何在给定的背景下做出决策的现实 ， 而不是预设了一个理性人在理想情况下作出决定（无限的时间 ， 足够的资源 ， 主题的技术或专业知识 ， 独立的情绪状态 ） 。
“我接受”这个按钮并非不可避免 。 Frischmann和Selinger在他们的《人性再造》一书中说：“合同法可以适应经济、社会和技术体系的不同变化 。 我们现在所拥有的既不是必要的 ， 也不是不可避免的 。 幸运的是 ， 合同法仍然可以改变 。 ”如果合同法可以改变 ， 那么“通知和同意”即 可以超越当前美国的合同法规范 。
Kim认为“当风险高昂 ， 且对个体权利构成严重威胁时 ， 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 ， 同意的条件必须处于最稳健的状态 。 ”如果没有 ， 那么就不应使用同意的言论为寻求同意者的行为提供法律或道德依据 。 上述PCAST报告认为 ， 这样的提供商与用户之间的隐式隐私协商导致了“不公平的竞争环境” 。 提供商提供了一套复杂的“接受或离开”条款 ， 并附有大量法律依据 ， 而实际上 ， 由于需要通过选择接受来完成交易（这是用户的最终目的） ， 且通常情况下很难快速理解这些条款 ， 用户一般只花费几秒钟来评估寻求同意者提供的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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