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意思的资料：梁漱溟的命书和批语

（本文作者是同济大学张文江教授）梁漱溟的命书和批语在整理潘雨廷先生（1925-1991）遗稿时，有两张订在一起的小方纸，引起了我的注意。小方纸由潘先生亲笔抄录，写满了正反两面。其中一张是为某无名人所批的命书，另外一张是此人对命书的批语。内容如下：其一：小方纸1正面：
小方纸1反面：
其二：（小方纸2）
两张方纸都未署姓名，第一张已然不全。我非常好奇，那个人到底是谁呀，居然由潘先生亲笔抄录其命书？查考这张命书的受批者，最初排除的是潘先生本人，因为出生年月和生平行事对不上。此人也不可能是潘先生的父亲，因为身份也不相合。观其批语，时有惊人之言，如“熊十力先生持我的八字交人去算的” ， “自省我一生奔走国事的经过” ， “虽国家元首亦且平起平坐，身居客位”云云，决不可能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踪迹之人。搜寻范围可以大致确定，为潘先生师长辈中的名人。虽不至于大海捞针，却蓄疑莫解，一时竟无从着手。2007 年某一天，友人林国良、陈克艰来访，交谈中忽然受启发，想到此人是否为梁漱溟？生日、时辰、行事、语气皆相合。于是进一步查考，确定此人就是梁漱溟先生（1893-1988），所附的批语是他的佚文。两页方纸，其一命书，其中记载的八字，可供术数研究者参考。其二批语，可观察有修养之人怎样看待术数之学。我找来《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第 1 版， 2005 年第 2 版）核对，果然若合符契。此命书和批语与他的生平思想完全相应，有关的内容反复出现。这些材料主要在卷七、卷八中：❈《自叙两则弁于年谱之前》：“我以光绪十九年（西历1893年）九月九日生于北京。 ”（卷七， 401页）1977年8月19日，梁漱溟致胡应汉信：“我的八字如下：癸巳、壬戌、戊子、庚申。据此批算者颇符合事实。但他谓我寿止七十四，便不对。不对之中却又是对，盖恰遭文化大革命，被红卫兵抄家甚惨也。弟试据此八字再核算看如何。 ”“卢毅庵先生往年曾相见于香港，距今三十余年矣。乞弟代我致候，致敬”（卷八， 221 页）。 ❈观手边命书所批，正是批算至七十四岁，应该就是此信所指。信中提及的卢毅庵，应该就是批语中的卢毅，少一庵字，是否脱漏，暂且存疑。民国时有著名相士卢毅安，应该是同一个人。卢为广东人，师从康有为，留学日本时学习相术，交游广泛， 1971 年在美国去世，梁当时还不知道。批语中提及的陈公笃，梁漱溟也有专文记述。此文为《记成都相士陈公笃》（1979），其中对“志大而心小，劳倍而功半”有解释：❈“余一生奔走四方，从不为身家之计。在河南、在山东，致力乡村运动，生活视城市任教大学，远为艰苦，至于出入敌后游击区域，其艰苦更不待言；但功效则甚鲜。只自身受锻炼耳，无功足录也。又何谓志大而心小？志大一层无待申说，心小一层自知甚明。例如我一生不知做了多少公开讲演，讲词内容每多相同，无须预为准备；但约订时间后，即不能坦怀休息，临午睡即不能入睡矣。每诵明儒王心斋先生诗句：‘人心本无事，有事心不乐；有事行无事，多事亦不错’；自愧心胸窄小矣。 ”又言：“此相命家其后竟以日寇飞机投弹被炸死，是可伤也 ”（卷七， 485－486 页）。 ❈梁漱溟和美国研究者艾恺的访谈中，也提及此事。有一处大致说：❈“按照中国的话，叫做‘算八字’（笑）。有一个我现在还存着，按照我的八字，他就算出来你某一年怎么样，算到74岁，他底下不说了。看他文章写的意思，是说74岁以后没有了，可是我现在已经80好多了。应当不对吧？还是对。 74 岁这一年是 1966年8月24 ，抄家。那一次在命运上很不好，受大的打击 ”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美］艾恺采访，东方出版中心， 2006 ， 143 页❈还有一处大致说：❈“过去给我算命的人，有说我活六十几岁的，他写的那个批评我没有存留了，现在存有一篇是算我到74的，后来还有算的，算我可以到94 ，说我到94的有两个人，我也不晓得对不对，他们两个人也没有商量”（同上， 247 页）。 ❈此次访谈发生在1980年8月，内容和1977年8月的书信相合。现在发现的这份命书，应该就是梁漱溟的自存本，由梁本人拿给潘先生看，再由潘先生抄录保存。前引梁致胡应汉信中说：“弟试据此八字再核算看如何？”再核算至94岁的二种批命，其中之一当来自此。胡是香港人，梁的追随者。根据梁的日记，另外一种出于史廉揆， 1978 年12月13日托人持来（卷八， 1097页）。史廉揆（1907-1984）是易学研究者，早年跟从李证刚、梅光羲学习佛经和《周易》，还受到欧阳竟无、王恩洋的指导。梁漱溟本人和潘先生的关系如何呢？查考《梁漱溟日记》，其中有潘先生的活动痕迹，试摘录数则：❈1978年9月26日：“早起略进食，即偕同袁昌赴功纯家会谈。座中有潘禹廷新从上海来，星贤、松安等均到，十一时散会。”9月27日：“阅潘著《易经与唯识》。” 10月3日：“早起进食少许，维博来，同去刘家与卢、潘、袁、王会谈。” 10月10日： “重阳节我生日。早起略进食，星贤、虹叟、维博来，同车去动物园，功纯、田镐及潘君同车（惜卢松安未到）。游香山公园、碧云寺、卧佛寺，进自备干粮，竟无茶水可得，饮啤酒代之。返城内，到家已午后三时多矣。 ” 10月17日：“早起星贤来，偕往功纯家会谈，坐中有潘、卢及田镐共六人。” 10月20日： “午后访星贤，巧遇刘、潘，当付还其书，又留下卢书于贤处。” 10月22日：“游颐和园而归。知刘功纯及潘、阎三人来访我，又赠我好墨及笺信等。” 10月24日：“早星贤来，伴去功纯家聚谈。潘将回上海，功纯因等候一友从美国来，暂不走，且约下周二聚于我家。 ” 1979年8月1日：“午后星贤来带到上海潘禹廷信件，容转袁昌。 ” 1980 年8月25日前：“收上海潘禹廷易经稿。”❈这里的潘禹廷就是潘雨廷，为什么雨写成禹，可能是梁漱溟的笔误，也可能是排印时手民误植，雨和禹音形皆近。“阅潘著《易经与唯识》” ，应当指潘先生的《易与唯识》（文见《易与佛教、易与老庄》，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8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日记纯应该是刘公纯，山西人，熊十力和马一浮的弟子，此时住在北京的儿子家中。1979年3月15日，梁在日记中记录了刘的病逝。3月18日，又提及他平静如生时。潘先生1955年师从马一浮时认识刘公纯，1956年又因为刘的介绍师从熊十力。两人来往密切，潘先生常赴杭州和他畅谈，是脱略形骸的忘年交。我见过刘致潘的一封信，对《坛经》中的卧轮禅师偈有所不解，为此询问潘的看法，并通过他了解程老（程叔彪，？ -1981）和顾先生（康年）的意见。信末仅署月日而未署年，根据其他情况判断，当写于1974年或1975年。卧轮偈：“卧轮有伎俩，能断百思想。对境心不起，菩提日日长。 ”慧能偈： “慧能没伎俩，不断百思想。对境心数起，菩提作么长？ ”确为《坛经》的关键之一，有心于禅法者，当深入参究之。即使在文化大革命的严峻形势下，潘先生和他的师友们也没有停止商量学问，是那个时代不为人见的特殊风景。程老即程叔彪（？-1981），亲近诺那和虚云等老师，修习禅密净，著有《无门直指》等。顾先生即顾康年（1916-1994），范古农弟子，深明唯识和禅宗，有《骊珠集》传世。潘先生结识梁漱溟，应该通过刘公纯的引介。梁漱溟赠送潘先生《人心和人生》手稿抄本， 1977年1月，潘先生读毕后有诗记其事。日记中提到的袁昌（1909-1990）即袁鸿寿（虹叟也是他），文史学家、医学教授、藏传佛教修习者。田镐是田慕周，长期为梁漱溟做事，梁的很多稿子由田抄写。星贤是王星贤，山东人，熊十力和马一浮弟子。维博指陈维博，王星贤弟子，又长期为熊仲光做事。卢松安（1898-1978）是藏书家，尚秉和弟子。他收集历代《易经》一千五六百种，邀请潘先生帮助他整理。他们是读书人，彼引情意深厚，一聚再聚，一谈再谈，所谈的是中国几近失落的传统学问，关心天下大事。其时正当文化大革命结束，万象复苏的解冻季节，梁漱溟和这些人一起过生日，感情是和谐的，气氛是融洽的。我当年随侍潘先生时，潘先生常常会提到梁漱溟（称为“梁先生”），语气很敬重。对熊十力和梁漱溟为学的分歧，也有所评析。潘先生生平不写日记，有时到外地去，会写一些流水账之类的备忘笔记。选录一段和梁漱溟有关的：❈一九八三年三月十六日。上午十时二十分抵北京，乘地铁至梁老家，放下行李，至史老家午餐。下午至梁老处聚谈，谈及彭诒孙事，与杭辛斋是郎舅，常谈《易》。梁老是彭办启蒙学校的学生，彭办《启蒙画报》为儿童报刊，《京话日报》为居民所读，《中华报》系文言文学者所读，间谈政治。杭记 “袁杀康所派之二人（在京设照相馆，欲与光绪通消息，被发现。）”即封报纸，杭驱逐出境。彭充军新疆十年，到期后仍回京，其女为梁老之长嫂。至师大住小红楼一号二楼3-3 ，与章太炎孙念驰同住，晚曹建来。十七晨黄老来，赴姜老太处午餐。中华书局未遇，至熊幼光家晚餐。十八日上午往师院林书煌家，下午开会。十九日中华书局洽成，仲光处午餐。北海休息一小时，晚访启功，林夫妇、曹、杜四人来。二十日参观毛主席纪念堂。下午访陆老仲达，虞老愚，史老廉揆。晚李燕、王健来。二十一日访何奇遇胡老，回校时访王力军。二十二日早往天坛。访冯师志强。下午访黄老念祖，赠《净土资粮》，畅谈殊洽。访杨文园未遇。通信湘潭。晚八时，车送北京站。此次赴京，一、对吴承仕生平有进一步了解，对遗著当力有所及为之整理。二、中华书局已约定三书，又为湘潭介绍。三、熊师生平又能进一步了解。姜老太盖不同。仲光师姐之功夫，亦有所理解。世俗之争殊无谓。四、梁师书题签，亦一机会。五、史老体尚健，然已未能深谈。六、新遇胡老福生，及李燕有发展。七、尚老病故。 ❈抵北京先到梁漱溟家放下行李，然后再去他处，两人如果交情浅薄，绝无可能。所谈及彭诒孙事，《全集》中亦有记载，其事迹可见卷七《记彭翼仲先生》（75-103页）。又《我的自学小史》五有论彭专节（见《我生有涯愿无尽——梁漱溟自述文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 13-17页）。还有多处谈及彭，此不作详细摘录。彭诒孙和杭辛斋，参与了清末民初的救亡活动，是中国最早的报人。关于杭辛斋的事迹，潘先生当有所补充。杭辛斋（1869-1924）是海宁人，民初开创新风的大易家。生平特立独行，狱中遇异人学《易》，有些像现代的基督山极富传奇色彩。他和潘先生的老师杨践形（1891-1965）有亲密的关系。1925年，杨践形撰《学铎社丛书》，第一种是《易学演讲录》，卷首用杭的题辞“易学渊镜” ，并刊载杭与杨的来往信件数通。1922年杨践形组织“学铎社” ，以整理国故，振作民德为旨。 “学铎” 当取《论语·八佾》“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之意，杭辛斋于杨所编的《学铎报》刊载《说无》。杭致杨的信中说：“《周易指》阅竟乞付还，并望面析疑义，以资切磋。”观此知两人的结识，尚在此年之前。仔细阅读这些信件，杨和杭之间，最早的通信应该始于 1917年，最后一次见面在1923年秋。1924 年1月，杭就逝世了，终年五十五岁。于清代易学，杨最爱的是焦循《易通释》，而杭的启发，使杨通晓了端木国瑚《周易指》。两人相交，有抵掌谈《易》之乐。杨回忆说： “辛斋先生时寓沪上霞飞路仁和里，余每过其门，必入纵谈，乐其说娓娓动听，有时竟夕不倦；幸洋场十里，火树银花，通宵不夜耳。常索拙著易学书看，必圈点眉批以还我。 ”（《学铎社丛书》，民十四年铅印本）霞飞路即今天的淮海中路，仁和里往东走几十步是西藏中路，正是上海最繁华的地段。此处离我的工作单位不远，当年因为景仰前辈的行迹，我还去附近探访过。记录中的另一些人，各有其事迹，试略作勾稽。章念驰，章太炎长子章导之子，台湾问题专家，参与整理祖父的著作。黄老是黄念祖（1913-1992），佛教居士，密宗宁玛派传人，也是净土宗大德。姜老太指姜宗坤（1911-1992），气功修习者，曹建是她的弟子。熊幼光，熊十力女儿。林书煌，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教师。启功（1912-2005），书画家，陈垣弟子。陆宗达（1905-1988），训诂学家，黄侃弟子。虞愚（1909-1989），因明学家、书法家，太虚弟子。李燕，李苦禅之子，画家。王力军，术数研究者。冯志强（1926-2012），武术家，陈氏太极拳传人。潘先生习陈氏太极拳，写有《陈氏太极拳初探》，陈鑫《陈氏太极拳图说》文革后重印，此文刊于卷首。此处称冯师，当曾从之学。我所见潘先生用此尊称之人，还有徐颂尧，见潘1979年（？）2月14日致单培根信（“于文革前屡访徐师颂尧，惜已仙逝”）。徐为西派传人，汪东亭（1839-1917）弟子，著有《天乐集》。又，单培根（1917-1995）为佛教居士，深于唯识、因明。杨文园，佛教居士，用功于《维摩诘经》。尚老指尚秉和（1870-1950），著有《周易尚氏学》。熊仲光（1920-2009）是熊十力养女，信仰佛教。潘先生先后到熊家姐妹处吃饭，可见他和熊氏后人的亲密关系。熊先生哲嗣熊世菩（1921-1988）在上海逝世时，我还代表潘先生参加了追悼会。潘先生此次赴京，在梁漱溟书信中也有反映。 1984年3月25日，梁致田慕周信： “潘兄到京晤会不止一次，且一同开会悼念吴承仕先生。 ”“重印熊先生著作事，潘兄尚未谈及。”（《全集》卷八，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 204-205页）吴承仕（1884-1939）是经学家，章太炎弟子，有记述其师的《菿汉微言》。他本人有关《道藏》的文字，当初准备由潘先生为其整理。潘先生对一切有学问的人都是尊重的，珍惜他们的毕生心血，努力推动遗著的出版。前辈之间的交往，虽一鳞半爪，也可略见师友的情意。《论语·尧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 ”整部《论语》以此作结，含意深远。知礼、知言犹行和言，内以立己，外以知人；知命为君子，以达义理之命，当终身致力于此。四柱八字的命学，起于唐李虚中（781-813）或宋徐子平（907-960），其分析邃密谨严，有志于了解生命者或可参考，却未必已尽“知命”之蕴。梁漱溟对此有正确的认识，批语中的“算命看相，我向不喜为之” ，是他主导性的见地，不可忽略看过。即使就此两纸而言，也可以解读出不同信息。比如算至“七十四”之说，是“不对之中却又是对” ，这是受批者所作的调整。又如“弟试据此八字再核算看如何” ，那是批命者所作的调整。两者都需要经过调整才恰当，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对。相命家陈公笃其后竟以日寇飞机投弹被炸死，可见世界上更有其大事，而相命能免灾的说法并不准确。梁漱溟对自己的人生使命，有着超乎寻常的自信，经历中多次化险为夷。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梁漱溟乘船回内地，同行的其他船只全遭劫，唯独梁安然无事。梁在写给儿子的家书中，谈及处险境时的心理：“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万不会有的事！”（《香港脱险寄宽恕两儿》，卷六， 330页；据《我的努力与反省》， 1987 ， 290 页：末句“万”做“乃” 。）此事此言，令人赞叹，也引人疑惧。还有一件事与此类似，抗日战争时梁漱溟和友人在桂林七星岩，敌机突至并在头顶盘旋，友人大惊失色，梁镇定自若，聊天如常。（袁鸿寿《仲尼燕居——悼念梁漱溟先生》）可见梁的定力已完全融入日常生活，从智慧中修炼而来。说到这里，我想起潘先生讲过一件事，可用来说明梁漱溟的为人行事，命书中的不解（聚财），当与此参照。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些友人受冲击而工资停发，生活困难，梁从自己的工资中拿出一部分，每月固定地接济他们，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些人先后落实政策为止。梁漱溟本人较完整的想法，表达在《谈乐天知命》（1979）中：“即从如上所见而有如下信念：一切祸福、荣辱、得失之来完全接受，不疑讶，不骇异，不怨不尤。但所以信念如此者，必在日常生活上有其前提：‘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是也。 ”又云：“信得及一切有定数（但非百分之百），便什么也不贪，什么也不怕了。随感而应，行乎其所当行；过而不留，止乎其所休息。此亦是从临深履薄的态度自然而来的结果。 ”自注：“一切有定数，但又非百分之百者，盖在智慧高强的人其创造力强也。一般庸俗人大都陷入宿命论中矣。 ”（卷七， 497页）又：《勉仁斋读书录》“读《了凡四训》后所写评语”：“此册所述四禅八定，是佛教和诸外道共有者，但有神通，未出生灭。从事于此，终究未超出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此册大量地叙述四禅，却未能阐明佛家胜义，不足贵。佛法传入中国，儒释时如不相妨碍者，学务圆通，遂不免浑乱之病，此册亦其一例。 ”又云：“又此册混和杨、墨于儒，大大要不得。古之学者为己，非为我也。笑话之至！”（卷七， 853 页）1985年4月，我持潘雨廷先生的介绍信，去北京木樨地居所访问，和梁先生交谈半天，受益良多。此前我读他的《人心和人生》，并没有特殊的感觉。然而见到本人却深受触动，其人澄澈透明，表里如一，举止中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庄严和美。我生平第一次对前人描述的圣贤气象，有了书本以外的直观印象。回来后和潘先生谈及此事，潘先生说，对于那些人很平常：❈唐（文治）先生就有此气质，真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看见他，完全想见当年曾国藩、李鸿章的风采。他们读孔子的书，即以此为榜样，生死以之。到老年自然而然化掉，就到此境界。——《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如果没有到达“知命”的境界，大概不可能自然而然地化掉吧。《论语·述而》有云：“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有于我哉。 ”“知命”之学和命学，同乎异乎？注释：2007 年11 月4 日初稿2015 年2 月8 日修改2016 年1 月12 日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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