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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电影|想当年｜导演尹力：我的“九月”( 五 )


儿童电影|想当年｜导演尹力：我的“九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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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九月》拍完大杂院最后一场戏 ， 剧组大合影 。居中拄拐的老人 ， 为尹力的祖母 。 拍摄时已92岁高龄 ， 两年后去世 。 在导演记忆里 ， 北京大杂院门墩处 ， 都会坐着一位老奶奶 ， 是个符号亦是纪念 。 第二呢 ， 那会儿张艺谋他们拍戏 ， 都玩儿不完整构图 。 受小津安二郎影响 ， 喜欢固定画面 ， 不完整构图 。 比如演员脸唰一切 ， 就露一半 。 据说张艺谋当年拍电影 ， 每天晚上画分镜 ， 演员们抱个西瓜来蹭活儿 。 指着他画的画面 ， 跟看小人书似的 ， “导演 ， 哪个圈儿是我啊？”生怕第二天拍摄 ， 谁给卡出镜头去 。 而我要拍电影 ， 想展现的是市井扑面而来的烟火气 ， 一定要长镜头纵深调度 ， 跟拍摄影才能实现 。 就像法国新浪潮的《四百击》、《枪杀钢琴师》 ， 那种手持摄影 ， 在街上跟拍 ， 通过纵深调度 ， 不断改变信息量 ， 改变演员的景别 ， 以造成一种生活流的感觉 。 这种拍法 ， 必须要有斯坦尼康跟拍器材 ， 演员要灵动地出画入画 ， 当年确实有一定难度 。
1990年 ， 我们保留了电影手工制作的质感和状态
开拍前 ， 我就定下来《我的九月》的风格：真实、自然 ， 充满生活情趣 。 要撷取出一些不被人注意的生活细节 。 我们要有意去发现 ， 有意去选择 。 这种发现和选择 ， 不仅是一种态度 ， 其本身就是一种创作 。 同时 ， 戏的生命力在于里面人物是否能立得住 ， 我希望在《我的九月》里塑造出一二个立得住的儿童形象 ， 这是第一原则 。
安建军绰号“安大傻子” ， 这样的形象在中国电影银幕上之前还没有以主角身份出现过 。 从社会价值导向上说 ， 安建军是既讷于言 ， 也不敏于行 ， 生活中处处被挤兑、受奚落、给误会 ， 被褫夺 ， 那个“杵窝子”（北京话 ， 形容人活得窝囊）啊 ， 让人又生气又心疼 。 而像刘庆来这种人 ， 伶牙俐齿、能说会道 ， 贪天之功据为己有 ， 尽给自己脑门子上贴金 。 这两个人长大来到丛林法则的当代竞争社会 ， 恐怕一个还是弱者 ， 一个就能吃得开 。 当时我就在想 ， 这个社会该怎么走？是让刘庆来长大了更如鱼得水？还是要给“安大傻子”这样的人长大后留出一方天地？我们是要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吗？其实 ， 这样的一对人物今天也不绝嗣响 ， 山东那个被人冒名顶替上了大学 ， 这是被看到的 。
在安建军这个人物身上 ， 体现了我们对生活的达观态度 ， 就像他说的:“打一下就打一下呗 ， 还能老打啊?"这是他的善良 ， 也是他的豁达 ， 今天的人再看可能还能读出某种智慧 。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 生活中有这样的孩子 ， 可能自身性格上有一些问题 ， 但他们并不傻 ， 那些自以为计的人也不要太“聪明了” 。 故事里对他的发现 ， 应该像在生活中发现这种人一样 ， 慢慢来 。 围绕着他 ， 各种各样的想法融入你来我往的“大白话”中 ， 让它在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流露 ， 使影片更加“莎士比亚化” 。
张萌那个抹鼻子的动作是我帮他设计的 ， 很有少年的糊涂和稚气 。 当时拍电影是要掐着片比 ， 1:3 。 用一尺胶片 ， 只给你三尺 ， 拍了就废 ， 不够也没处买去 。 只能实拍前反复走戏 ， 那时也没胶带 ， 就在地上用粉笔画个记号 。 我说 ， “行了 。 ”场记打板喊 ， “这次实拍啦！”小演员们提着气 ， 哎 ， 他们也知道这次不能错了啊 。 可孩子之前又不会表演 ， 特别是哭戏 。 有场戏张萌一个人坐在课桌前掉眼泪 ， 可他就是不哭 ， 我急得只好蹲在椅子底下掐他 ， 为这事后来没少跟孩子家长解释、道歉 。
那时也没有跟焦器 ， 剧组专门有个跟焦员 ， 手动跟焦 ， 现在简单多了 ， 高科技 。 所以小演员特别不容易 ， 观众看着行云流水 ， 生活一片 ， 实际上这些孩子脚底下走位都练了多少遍 ， 还得若无其事地说台词、做表演 。 那时还没有手机 ， 全组只有摄影师李建国有个数显的BP机 。 只能先拍两条 ， 拍成什么样？我也不知道 ， 因为第一没监视器 ， 第二得胶片洗出来 ， 才能看到拍成什么样 。 送到洗印厂检查这批胶片没问题 ， 可以换景了 ， 洗印车间就给李建国发来一条数字信息 。 好嘛 ， 他还得掏出个密码本翻译 ， “8801616？哦 ， 底片没问题！”这下大家才放心了 ， 继续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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