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你更推荐哪个城市( 二 )
南锣鼓巷 元大都以来北京第一个成片豪宅区
元朝末期，政治腐败、权臣干政、饥荒瘟疫四起，导致农民起义。至明大将徐达帅部攻占元大都时，城内居民仅剩万余人。由于当时大都北部（今北土城路至北二环一带）居民稀少、地势空旷、不利城防，1368年，徐达下令明军于钟楼北侧沿线（今北二环位置）建设一道新的土墙，成为明代北京城北侧城墙的基础。该城墙西段就势河道（今太平湖）向西南方向偏移，形成了明清北京城池的西北缺角（今西直门）。同时，明北京城向南拓展至今长安街一带，北京内城格局基本形成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明北京城址
明北京设皇城四门：天安门、地安门、西安门、东安门；内城九门：正阳门、宣武门、崇文门、阜成门、朝阳门、西直门、东直门、德胜门、安定门，因此北京亦称“四九城”。内城九门分属不同的用途：南门正阳门取“圣主当阳，日至中天，万国瞻仰”之意，为走皇帝龙车的门，每年皇帝至天坛祭天、至先农坛耕地，均从正阳门出入；西南门为宣武门，意为“武烈宣扬”，由于城门外为菜市口刑场，因此主要走囚车，城门刻有“后悔迟”；东南门崇文门取“文教宜尊”之意，为走酒车、收税的城门，凡过往商人均通过崇文门缴纳商税，和珅曾为崇文门税监；东侧朝阳门为京杭运河钱粮入京的通道，专走粮车，城门刻谷穗，今禄米仓、海运仓即当时的粮库；西门阜成门走煤车，城门刻梅花，主要运送西山门头沟地区煤矿；东直门、西直门则分别位于东北、西北，意为“东至东海、西至西陲”，东直门走木材沙石以及东直门外砖窑烧造的砖石，亦称建直门，门外为仓储用地；西直门走西北玉泉山而来的泉水，城门刻水波纹。北部两门西侧为军队出入的门，出兵得胜，收兵安定。
正阳门与国贸CBD
德胜门箭楼
同时，明北京利用内城南拓空间修建千步廊，两侧为六部、五府、军机办公地，文东武西，文官位列东千步廊、武将位列西千步廊。长安左门又称虎门，悬挂武将皇榜；右门为龙门，挂文榜；契合了文人中举跃龙门的寓意。新中国成立后，北京拆除千步廊以及长安左门、右门，形成了天安门广场以及长安街。
千步廊（今天安门广场位置）
明嘉靖年间，成吉思汗后裔俺答侵犯北京，在城外掠夺八日后退去。由此，1564年，嘉靖计划在内城四周建设外城城墙，进一步增强北京城的防御能力，后因大内三殿失火重建，财力无法继续支撑东、西、北城墙的兴建，依严嵩建议，仅完成了南侧外城城墙的修建，因此形成了“凸”字形格局。
1564年以后的北京城址
明清北京城址位置
清北京因袭明北京的城市格局，实施满汉分居政策。其中满族居住于内城，汉族居住于外城。
清北京内城高度成熟，在“宫城-皇城-内城”的空间秩序之上，根据八旗划分居住领地，形成了以行政机关、王府等大院为主导的城市空间秩序，这些行政机关、王府有如一个个微缩的北京城，追求轴线对称，四周环绕围墙。宗人府、六部等中央行政职能分布在千步廊两侧；王府则按照礼制分为亲王、君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将军等12个等级，根据宗室世系散布在内城。新中国成立后，内城行政机关、王府的大院被改为政府机关和公共部门，如庆亲王府改为全国政协礼堂、郑亲王府改为教育部、棍贝子府改为积水潭医院等。因此，新中国成立后北京的政府机关、公共部门齐聚内城，数目远超外城，相应的其他高端教育、医疗等配套资源，也几乎全部分布在长安街以北，这对今天北京南北城之间的发展差距造成了重大影响。
清北京八旗、行政机关、王府大院分布
清北京外城形成了与内城旗人文化相对的外城宣南文化。满汉分居使得流动人口齐聚南城，前门大栅栏地区成为届时北京娱乐、商业最为繁华的场所，云集了名扬京城的老字号，如瑞蚨祥等。进京赶考的学子多落脚于宣南地区的会馆（至清末超五百座），琉璃厂地区逐步形成了出售笔墨纸砚、古玩书画的书市，成为“京都雅游之所”，宣南地区形成了成熟的士人文化。同时，茶园、戏楼、梨园遍布宣南，民俗戏曲空前繁荣。满汉分居政策间接促使北京城的文化、商业中心南移至外城，尤以宣武门外地区为盛。
前门
1860年以来，英、法、美、俄、日等国家在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东交民巷原为东江米巷，明清时设四夷馆接待安南、蒙古、朝鲜、缅甸等藩属国使节而成为北京的外交接待地区。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战败以及《天津条约》的签署，西方列强纷纷进驻东郊民巷使馆区。在使馆区的影响下，王府井商业气氛逐渐繁盛。各类洋行、跨国金融机构、西式旅馆、电影院、外文书店纷纷进驻王府井。北京商业中心由前门大栅栏地区转向王府井地区。
王府井
玉泉山玉峰塔
清代，北京郊区的皇家园林、苑囿大规模建设：康熙、乾隆醉心汉族园林文化，于西北郊建设三山五园（万寿山、香山、玉泉山；颐和园、静宜园、静明园、畅春园、圆明园），同时保有满族游牧骑射传统，于南郊建设南海子。
然而，三山五园与南海子随后的命运截然不同：
三山五园与北京城
围绕着三山五园，西北郊的皇家赐园以及官绅宅院快速发展。联系内城与西北郊的水陆交通亦逐步成熟，带动了周边百业的发展。随着西北郊人口的增加，西郊稻作农业快速发展，促进了海淀等农业集镇的形成。同时，为了保护三山五园，朝廷派京师外三营：圆明园护军营、健锐云梯营和外火器营驻扎西北郊，八旗营房亦逐步演化为村民聚落。
南海子与北京城
南海子为永定河冲击后遗留下的开阔水面。自元代以来，皇族即在此游乐。围绕着南海子的园门如大红门、小红门、双桥门、黄村门、镇国寺门、回城门等9门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村落（这些村落成为日后南城发展的基础）。1890年，永定河泛滥，南海子被冲毁。1902年，为充实因辛丑条约赔款而枯竭的国库，慈禧拍卖南海子的荒地，南海子变为达官贵族的农垦庄园，如庆亲王奕匡的九如庄、内务府大臣奕禄的积善庄、李莲英的富家庄、九门提督江朝宗的南苑农场。从此，南苑成为农场地区。
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城市格局
至新中国成立前，北京及其郊区基本形成了以北京城、西北郊三山五园地区为主导的城市建成区。其中，北京城的内城（今长安街以北）已完全成熟，形成了众多与北京城同构、微缩的行政、王府大院；外城（今长安街以南）北部亦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城市建成区，偏重西侧宣武门外地区。城关地区中，朝阳门外东关地区受转运京杭大运河物资的带动发展较快。整个城市在中轴线上由内向外围绕着宫城、皇城、内城展开，并向西北郊延伸。各个城门向外辐射发散出的道路组织起整个近郊区域。
至此，八百年来，都城北京的城市空间拓展完全遵循自上而下的政权意志，由平地建起的元大都向南迁移，形成今日之明清北京，并在城南建设南苑、城西北建设三山五园，带动了广大郊区地区的发展。在此期间，城市中的商业、文化等中心从属于城市规划的整体安排，仅体现了有限的自下而上生长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延续了元明清北京这一特点。
03
大院北京：对明清北京城的继承与再表达
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通过单位大院这一空间形式自上而下快速发展。
1949年，在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接管北京后，党政机关、军事单位、科研院校、工业厂区纷纷以单位大院的形式建立起来。空间上，各个大院或直接继承北京内城既有大院的空间基础，或在当时的京郊（今二环外区域）新建大院，通过主楼、广场形成的轴线将大院内部的建筑群进行组织，形成与北京城同构、微缩、独立的“城中之城、院中之院”；社会意义上，各个大院保持生产、生活的相对独立，大院内部形成以单位为纽带的、建立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的集体主义以及社会空间心理秩序，由此形成了北京特殊的大院文化。
北京大院文化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都北京文化的主体：新中国成立后，大院中的新北京人达433万，占全市常住人口的74%；旧城中的老北京人共153万，仅为新北京人的1/3。同时，大院中的新北京人多为干部、知识分子、技术工人，成为首都北京社会中活跃的中坚力量。
新中国的成立使得首都北京迅速产生大量党政机关、军事单位、科研院校聚集的空间需求。在苏联专家的建议下，北京兴建了大量将居住场所、工作场所以及社会服务设施结合在一起的自给自足的空间单元——单位大院。单位大院取得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单位大院在短期内快速安置了剧增的人口并通过权力下放至各单位缓解了北京市对剧增人口的管理压力，同时单位大院职住合一的特点减缓了当时北京的交通压力。
大院主导城市向西、北、东拓展（外交使馆区在空间上对北京城的影响类似于大院，在此一并梳理）
伴随着单位大院的修建，北京的城市空间向西、北、东部急速扩张。至1980s末期，北京单位大院达2.5万个之多，根据功能可分为党政机关大院、军事单位大院、科研院校大院、工业厂区大院四类，分别分布在当时北京的不同方向。其中仅工业厂区大院在之后得以搬迁，为北京后续经济转型、向东发展留出了空间。
郑亲王府 于1949年改为教育部办公场所
党政机关大院多位于内城及二环外的西郊、北郊，集中于和平里、六铺炕、小西天、月坛、礼士路、甘家口、白堆子等地。由于资源紧张，国家部委大多直接利用内城的官府宅邸、王府大院进行办公（新中国成立初期，旧官府宅邸、王府大院，或空置或废弃荒芜，为不扰民而被直接利用），随后，一部分党政机关外迁至二环以外的近郊；另一部分党政机关至今仍使用内城中的官府宅邸、王府大院办公，如教育部使用郑亲王府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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