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评价费正清所写的《美国与中国》( 二 )


对于传统中国与西方历史的上述差别,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作了一系列发掘和比较。他指出:
“不管是文明的什么组成部分——民族或文化特征——只要一进入中国,它们就都并入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活方式,受其土地和土地利用方式的哺育、制约与限制。”“现代中国所承袭的这块土地,几乎全部用来生产口粮。中国养不起供食用的牛羊。凡能利用的土地十分之九用来生产粮食,只有约百分之二用于放牧牲畜。对比之下,美国所利用的土地只有十分之四用于产粮,而几乎有一半用于放牧。”“在小块土地上花大量人力并以人粪尿为肥料,人口的密度使精耕细作成为必要并给它提供条件。这种经济一旦建立之后,就凭其惯性继续发展,并树立起它自身关于人的价值的标准,把许多人手的折腰断背的劳动视为当然,而一直把节省劳力的创造发明视为异端。”这种农业文化的特点,决定了中国与西方人面对自然具有两种不同态度:“‘死生有命’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在广阔的平原上,耐性的中国农民听任天气的摆布,依靠天赐的阳光和雨露。它们不得不接受世代不绝的水、旱、饥、疾等天灾。这同生活在地形多样化土地上的欧洲人的命运形成鲜明对比。在西方人的经济生活中,航海通商自古以来就一直起了直接的作用。为了便利通商而进行的勘探和发明,是西方人与自然作斗争的典型手段,而决不是听天由命,无所作为。”“西方和东方对于人与自然有不同关系这一点,是两种文明的显著差异之一。人,在西方世界居于中心地位,自然界其它东西所起的作用是作为色彩不鲜明的背景材料,或是他们的敌手。因此西方的宗教认为是神人同形同性的,早期西方的绘画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要明白两者之间的这种鸿沟有多大,我们只要把基督教同相对而言不具人物性格的佛教比较一下。一幅宋代山水画里,小小的人物与岩崖相比显得非常矮小,而在意大利的古画里,自然景物只是后来添上去的背景。”

重新挖掘和解释传统的目的,不是由于历史学者具有一种考古学的兴趣,而是为了正确地认识和理解现代。自从1840年以来,近代中国发生了巨大的社会变迁和革命运动。这种社会变动深入和席卷及于中国社会的整个领域。在近百年的世界史上,再没有任何别的民族经历过这样猛烈的动荡和变迁。但在付出了无比巨大的代价和牺牲之后,现代中国与传统中国相比,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费正清说:
“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给了我们两种不同的中国形象。一种强调今日中国同古老中国的连续性,另一种则强调革命变化与新生事物的新特点。但正确的作法,是把两种形象结合起来。”费正清认为,要真正理解二十世纪以来发生于中国现代史上的那些事件,决不去把它简单地理解为某种外来思想输入的结果。相反,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中,具有两种因素:
“一类是循环的,一类是永久性的。”“所谓循环的变革,是指单纯的钟摆似的动荡,比如从统一到分裂,再从分裂回到统一。这种变动在中国历史上经常随着皇朝的兴替而发生。”“所谓永久的变革,是指改造了中国人生活的那些似乎不可逆转的潮流。例如妇女的解放,政党开始代替皇朝治理国政,机器的使用日见推广,现代观念的传播等等。显然,这些世俗性的变革,其意义是更为深远而基本的。可是它们的每一步发展都要受到旧式循环的阻挠。”费正清在书中深刻地指出了中国现代史上循环与革新这两条脉络,而且探索了这两条脉络的衔接方式。他发现,在实行国家高度集中控制、而以农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体制中,就其深层结构看,东方特有的政治经济传统具有深刻的渊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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