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秘密大营救:“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重走东纵抗战路⑧

1942年1月9日 , 一场秘密大营救 , 在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码头悄然进行 。 黄昏时分 , 身着老百姓便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的茅盾、叶以群等人 , 成功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 , 登上停泊在避风塘的驳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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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讲解员在讲述文化名人撤离场景 。
凌晨 , 日军开始换岗 。 在东江纵队交通员引领下 , 他们改乘到3只带有草篷的疍家艇上 。 小艇飞快冲过海峡 , 到达九龙红磡——这是这场举世闻名的行动中 , 被营救人士撤离的首站 。
而今 , 这个场景被定格在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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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夫妇在“东湖旅店”中的雕像 。
据了解 , 这场营救行动历时6个月 , 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胡绳等300多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 , 加上其家属等计800余人 。 同时 , 还救出英、美、印籍国际友人100余人和港澳青年学生1000多人 。 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保住了中国文化的血脉 。 茅盾评价说 , 足以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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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走东纵抗战路⑧
文化精英深陷日军虎穴
1941年1月 , 日军侵华更甚 , 加之“皖南事变”爆发 , 国内几无安身之地 。 在中共中央安排下 , 众多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 陆续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 , 继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
不料 , 同年12月7日 , 太平洋战争爆发 。 不久 , 香港沦陷 。
日军占领香港后 , 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 , 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 , 否则“格杀勿论” 。
据《东江纵队志》记载 , 彼时 , 中共中央、南方局对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处境极为关心 。 早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一天 , 周恩来就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 , 要求其迅速做好应变准备 。
“当时 , 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要道 , 并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 。 这批中国的精英深陷虎穴、命悬一线 , 情况万分危急 。 ” 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表示 。
1941年12月8日,廖承志召集紧急会议 。 次日 , 东纵领导人员尹林平与曾生、王作尧等人 , 在深圳白石龙村一座教堂里 , 秘密制定营救方案 。
而今 , 走进位于深圳白石龙老村1号 , 白墙黛瓦的院子里 , 这栋天主教堂仍保留在原地 , 曾生等人当年开会的场景也被还原 , 记录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
经过一番讨论 , 曾生等人决定 , 由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短枪队开辟水陆秘密营救交通线;首段撤离 , 需从香港偷渡到九龙 , 这个路段由刘少文负责、潘静安执行;此外 , 王作尧需负责九龙到白石龙沿途警戒和资金筹集 , 曾生来安排龙华接待站具体事宜 。
方针确定 , 事不宜迟 。 然而 , 营救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 。
伪装成难民逃过敌人搜捕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被营救对象并非易事——
香港沦陷后 , 为了躲避日军搜捕 , 不少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再改变住处 。 曾亲历过大营救的著名报人杨奇便在回忆录中提及:“许多人自从战事发生以来搬过多次家 , 有的甚至因突然转移而失去了联系 。 ”
邹韬奋就先后搬了6次家 , 被潘静安找到时 , 他与妻孩正居住在位于铜锣湾灯笼街的一间小木屋里 。 又经过10多天努力 , 潘静安、张友渔等人 , 才终于全部联系上所有分散隐居在港岛各处的文化界精英们 。
【文化|秘密大营救:“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重走东纵抗战路⑧】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魏法谱介绍 , 1942年元旦前夕 , 由于港九的粮食、燃料供应匮乏 , 日军决定疏散一批难民到内地去 。 东江纵队领导人当即决定将文化人士伪装成难民 , 混过日军的检查、搜捕 。
据史料记载 , 经香港避风塘码头上船撤离后 , 邹韬奋、茅盾等20多人 , 先在赤尾村住了一宿 , 而后在交通员李和引导下前往白石龙村 。
李和后来回忆 , 梅林坳崎岖难行 , 文化人士从未走过这样的山路 , 几乎是爬行 。 在被救者丁聪的印象中——“大家更行夜走 , 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走 , 不能说话 。 ”
营救行动面临日军、顽军、土匪的层层阻挠 。 香港地下交通员巢湘玲曾回忆 , 蔡楚生装成盲人 , 才闯过日伪哨卡 。 杨奇曾回忆 , 一行人曾险遭土匪打劫 , 幸而前方探路的武工队及时发现 , 缴了5名土匪的枪 。
物资匮乏是另一大难题 。 据杨奇口述 , 当时游击队的条件十分艰苦 , 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 , 但是 , 他们给文化人的待遇却翻了一番 , 变成“生油一两 , 菜金二角” 。
虽然困难重重 , 在东纵队员们护送下 , 被营救人士均安全抵达东纵根据地 , 无一被捕、无一牺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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