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鲁政委|中国居民消费:超大,还可以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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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 ”挖掘我国国内消费潜力 , 不仅能够增强外部环境动荡背景下本国经济发展的韧性 , 还能够吸引全球资本和人才进入中国市场 , 促进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
数据显示 , 2019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额接近6.0万亿美元 , 逼近美国的6.2万亿美元 , 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零售消费市场之一 。 在新冠肺炎疫情困扰全球经济、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背景下 , 充分发挥我国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成为破局前行的关键 。 而居民消费是国内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为此 , 本文将分析国内居民消费增长的空间 , 寻找未来中国居民消费新的增长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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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水平
2019年中国居民人均GDP达到10276美元 , 首次突破了1万美元大关 。 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的时间分别是1978年、1981年和1994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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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来看 , 如果我们考察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的消费情况可以发现 , 中国居民消费总体偏低 。 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 , 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达到60.5% 。 日本和韩国这一比例低于美国 , 但也分别达到53.9%和51.8%的水平 。 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仅为38.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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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民平均消费倾向(这里定义为消费支出与可支配收入之比)来看 , 当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 , 美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87.0% , 日本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79.2% 。 而中国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仅为70.1% 。 这意味着 , 在同等收入水平之下 , 中国居民愿意用于消费的钱更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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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中国居民的消费偏低?我们推断可能有以下原因:
第一 , 中国的城镇化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匹配 。 当美国、日本和韩国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时 , 其城镇化率均达到了70%以上 。 而中国2019年城镇化率仅60.6% , 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更低 , 约44.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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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 , 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促进居民消费:其一 , 城镇化率的提升有利于居民收入的提高 。 如果我们用三次产业与其就业人数之比衡量其单位劳动力产出 , 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的单位劳动力产出显著低于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 。 因此 , 如果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 , 转而从事第二、第三产业 , 其收入可能提高 , 进而对消费产生促进作用 。 数据显示 , 201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4.2万元 , 显著高于农村居民的1.6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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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 ,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 , 有利于降低流动人口储蓄率 , 提高其消费意愿 。 安凡所(2014)指出 , 2011年流动人口平均储蓄率高达46.7% , 而同期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的平均储蓄率仅为25.2%和30.5% 。 这是由于流动人口的收入不确定性较高 , 且流动人口可能最终返回农村生活 , 为未来生活积累储蓄的意愿强烈 。 如果农业转移人口能够获得务工地的户籍 , 则能够享受当地的社会保障 , 降低其支出不确定性 , 从而提高消费意愿 。
此外 , 考虑到农村居民可能以自主种植、物物交换等形式获取食品 , 到市场中购买农产品的需求较少 , 农村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将无法体现在消费数据和GDP数据统计之中 , 而城镇化能够改变这一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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