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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变化历程

大约2000年前后 ， 我在价值观念上还是一个完全的自由主义者 ， 相信西方普世价值 ， 相信西方制度模式终将一统全球 。 实际上 ， 曾受顾准思想熏陶、经历中国改革开放、苏东冷战失败的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 很难不接受自由主义、并视共产主义为空想 。但是 ， 我的自由主义信仰有点不够“纯粹” ， 因为我同时认为 ， 自由民主的实现还需讲条件、顾现实 ， 需要循序渐进 ， 不能不顾客观条件急于求成；也不能说 ， 只要有了自由民主 ， 就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 一切好东西都会水到渠成 。 我当时认为 ， 宪政民主确实是最好的政治制度 ， 中国最终也要走到那一步 ， 但这种制度的有效运行 ， 须以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为前提 ， 即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 ， 国民收入普遍增加导致社会结构发生变化 ， 由金字塔型变为橄榄型 ， 中产阶级成为主导性力量 ， 社会矛盾大为缓和；不具备这种条件而拔苗助长 ， 很易淮橘成枳；同时 ， 不发达国家在走向中产阶级社会的过程中 ， 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社会稳定 ， 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和中央政府——就是因为这种思想的不“纯粹” ， 我与不少“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发生争论 。 在多次争论过程中 ， 思想逐渐变化 。 现在自我审视 ， 从那时到现在 ， 大的思想调整有三次 。第一次是2004年顾郎之争前后 ， 看了黄纪苏先生的文章《高高低低话平等》 ， 很受触动 ， 发现原来嗤之以鼻、视之“早已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社会主义 ， 也是存在合理性的 ， 于是思想开始有所左转 。 黄文的主要意思是：确实 ， 社会主义平等理想就现状而言是空想 ， 但平等毕竟是一种好的价值 ， 本身是可欲的 ， 而现状又已经如此不平等 ， 那么现在 ， 我们不要求马上达到多么平等 ， 只要求比现状相对平等一些 ， 这个要求总是合理的吧？如果说社会主义经典意义上的平等现在不可能实现 ， 那么 ， 一万年之后总是有可能的吧？我们从现在开始 ， 就朝这个方向努努力 ， 也是可以的吧？——这种承认现实、立足现实的论证方式 ， 具有一种特殊说服力 。 更重要的是 ， 文中提出了两个重要概念：“比较意识”和“比较性竞争” ， 可以说是解读人类历史奥秘的一把钥匙 ， 其要旨大约为：人始终处于与他人的比较之中 ， 一是希望自己比他人更好 ， 二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当与其他人差距过大时 ， 人就会心生不平 ， 希望抹平差距；所以 ， 一个人与其他人时刻处于“比较性竞争”的漩涡之中 。 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左翼理论 ， 我认为 ， 它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变化的最大心理动因 。这一次思想调整 ， 并没有使我否定自由主义的价值 ， 只是让我在原来右的价值基础上 ， 加入了一些左的价值因素 ， 对自由主义有了更多反思能力 。第二次是2008年发生的西方危机 ， 使我开始怀疑西方普世价值及其社会模式的“最终性”：今天世界各国 ， 是不是都必须走向西方式宪政民主？历史是不是只有这一个出口？因为与马克思主义一样 ， 西方的普世价值理论也同样宣称自己的绝对性 ， 所以 ， 它同样必须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适性作为其自证前提；于是 ， 一旦在实践中遭遇挫折 ， 其理论本身就面临危机 。 结合中国以不同方式、不同路径 ， 保持长达30年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不断进步的事实 ， 显然 ， 西方模式已经相形见绌 。 在这种经验事实面前 ， 有理性能力的人不得不进行反思：是不是必须不顾眼前事实和客观趋势 ， 仍然先验地将西方模式设定为未来唯一的正确出口？虽然上一次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运动的蓬勃发展现在看来只是昙花一现 ， 但难道因为如此 ， 就必须判定这一次“中国模式”也一定是昙花一现？毕竟 ， 人们对西方模式的信任 ， 最大原因还不是自由主义理论家的舌绽莲花 ， 而是近代以来西方世界一直高歌猛进的事实 。 然而现在 ， 西方的这种进步势头似乎正在发生逆转 。更进一步思考可发现 ， 历史经常变向 ， 而不是奔向原来以为已确定的出口 。 不妨假想一下 ， 如果盛唐时期中西交流很充分 ， 相对落后的中世纪欧洲认为 ， 盛唐的发展代表了人类历史的方向 ， 并从中提炼一些普世价值 ， 以之改造自己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 那么很可能 ， 工业革命不会在西欧发生 ， 人类今天的历史也会截然不同 。所谓理论的适应性 ， 不仅包括对现在国情的适应性 ， 也包括对未来可能变化的适应性 。 既然历史经常变向 ， 那么 ， 谁也不可能真正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 ， 因此 ， 就没有任何一种理论所描述的前景是必然发生的 ， 不管它是马克思主义 ， 还是自由主义 。 所以 ， 中国完全可能从自身的优势和经验出发 ， 走出一条新路 ， 为人类历史找到新的出口 。 说到底 ， 自由主义也只是西方局部经验的产物 。 如果说 ， 自由、民主、人权等都是好东西 ， 在价值和感情上不愿舍弃 ， 那么 ， 可以把它们整合到新的价值体系中 ， 但是 ， 不一定还让其占据优先、核心位置 。 毕竟 ， 自由、民主、人权的优先性 ， 是由西方话语体系论证和赋予的 ， 它既非与生俱来 ， 也非天赋、神授 ， 所以 ， 绝不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说第一次思想调整只是量变 ， 第二次堪称质变 ， 它彻底动摇了我原来的价值根基 。 但与中国学派一样 ， 我对于新价值的深度构建 ， 还有待时日 。 现在 ， 只能说自己是个完整意义上的邓小平主义者 。第三次调整始于2016年特朗普当选 。 自由主义思潮在西方模式强势扩张时期 ， 为了将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全球 ， 曾经极力贬低民族主义 ， 称之为“坏蛋和无赖的最后庇护所” 。 受自由主义思潮影响 ， 我一直认为民族主义的格调不高 ， 觉得中国的民族主义代表人物如王小东先生等 ， 虽不乏真知灼见 ， 但其观念难免狭隘 ， 效果难以普世 。但历史总是吊诡 ， 曾几何时 ， 作为自由主义圣地、大本营的美国 ， 突然奏响了民族主义的大乐章 ， 而且迅速得到大多数美国人认同（不如此 ， 主张“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不可能当选） 。 对照这种诡异事实 ， 中国那些“纯粹”的自由主义者可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被现实抽了一记耳光 ， 但像我这种早已不“纯粹”、甚至已与自由主义“脱钩”的人 ， 不可能不感觉到这一点：原来西方的意识形态完全是根据现实需要而变化的 ， 当它需要扩张时 ， 就说全球化是历史潮流；当它害怕被全球化浪潮冲走时 ， 又说民族主义是个好东西、美国优先 。 而且 ， 西方意识形态的盟主美国 ， 不但根据一己需要一会儿这样说 ， 过一会儿又那样说；而且在同一时间内 ， 它可以在国内这样说（“美国第一”大旗飘飘） ， 在国外又那样说（普世价值彩旗不倒）；甚至它还可以对别人是这样说（不许行政干预） ， 自己却是那样干（现在美国政府大幅增强了对自己国内多个行业、企业的行政干预） 。 奇怪的是 ， 中国那些脑袋被洗得干干净净的自由主义信徒们 ， 却觉得人家怎么说怎么有理 ， 永远代表了真相、真理与历史潮流 。事实证明 ， 民族主义的所谓“原罪” ， 其实是“莫须有” ， 是自由主义对其的“欲加之罪” 。 民族主义是中国最深厚的历史传承之一 。 所谓中华文化 ， 无非“家国”二字 。 有人说 ， 中国人缺少西方宗教信徒那种对信仰全身心给予的精神 ， 中国人信佛、道 ， 更多是索取 ， 就像是买彩票 。 但在“家国”问题上 ， 中国人却更多是给予和奉献 ， 所以 ， 中国才能强大 ， 才能延续 ， 才能一直走到今天 。 可以说 ， 中国没有宗教 ， “家国”就是其宗教 。 而“家国”既不是单纯的国 ， 也不是单纯的家 ， 更不是个人 ， 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民族 ， 家、国都在其中 。自2018年以来 ， 随着美国逐渐加强对中国打压 ， 中美冲突已成为全球所有事务、进程中最重要的背景因素 ， 更是中国社会七十年未有之最大危机和挑战——第一次 ， 中国终于要直接与世界霸主“单挑” 。 此前几十年 ， 中国不是个子小、不显眼 ， 就是可借力左右 ， 总之无需单独面对 。 现在 ， 中国自己已成“全球老二” ， 身高再也藏不住 ， 也难从旁借力 ， 只能自己硬杠 。 当此之时 ， 身为中国人 ， 如果真正把自身的利益荣辱与国家联结在一起 ， 不可能不倾向民族主义 。 作为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 ， 危机当前 ， 既不需要你扛枪打仗 ， 也不期待你攻克科研难关 ， 只需要你管理好自己的嘴和笔 ， 利用自己仅有的优势——话语能力 ， 为中美冲突尽话语上一份力 ， 这应该是基本之责吧？知识分子原来面对国内诸多问题时 ， 可能因为观念、立场的分歧而经常相互争论、彼此攻击 ， 但现在 ， 在全中国都要面对、应对前所未有最大对手——美国 ， 集中力量抗美的大前提下 ， 其他分歧又有什么不能暂时放下的呢？即使放不下 ， 在对美发声这一件事上 ， 中国的知识分子总应该能够发出目标相对一致的声音吧？要知道 ， 刚刚捡起民族主义不久的美国 ， 其声音可是高度一致的 。此刻 ， 现在 ， 2020年 ， 不为民族主义者 ， 枉为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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