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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可西里|调查｜24岁女孩可可西里遇难：一次远离城市的死亡( 三 )


“因为她是一个特别开朗的人，有不懂的地方就会说，可能是一点点小事，她也会跟教员说，教员又不能很好地理解她，以为她是害怕。”魏鹏分析道，“我们每个人单独飞行的时间都不一样，教员给她安排的课程不是很紧凑，她自己拖得也有点后了，教员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但其实她的技术水平是在中等的，（正常通过）应该没问题。”
魏鹏记得，2019年初的一天，黄雨蒙最后一次试飞。如果这次试飞检查员还不同意她单飞的话，黄雨蒙的训练就将终止了。那天，训练基地的所有同学都去了航校机场为她加油。魏鹏盯着黄雨蒙走上飞机，心里也为她捏了一把汗。
在天空飞了一圈，飞机落地后，黄雨蒙和检查员却没有立刻走下来。“一般都是飞完直接下来，然后去教室里做讲评，而且一般放单飞的话，不会中途停下来重新打火，她飞的时候中途停了两次。”魏鹏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但他没有想到，黄雨蒙走出机舱的第一反应是冲他们竖起了拇指。“她还在冲我们笑，但那个笑容就是她自己挤出来的。”魏鹏说。
黄雨蒙没能通过单飞检测，2019年3月，她离开南非，一个人返回南京。临走前，同批次的其他五个女飞行员都去机场为她送行，但黄雨蒙的飞行员梦想暂时中断了。事实上，南航并非每年都会招收女飞行员，由于高度依赖航空公司的用人需求，2018年以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取消了招收女飞行员的项目，从2010年第一批女飞行员入校，这一项目仅仅存在了8年。
回到南航后，经过学校面试，她转入了空中交通管理专业，这一专业的绝大部分学生出路就是做地勤。留在南非试训的魏鹏不时还会接到黄雨蒙的微信：“鹏鹏最近又有拍到好看的照片吗？”她喜欢看南非的天空，便让魏鹏拍下照片发给她。有一次，她跟魏鹏提起自己对未来的规划，说虽然进不了民航了，但她还想去通航。通航可以开直升机，做山区营救或喷洒农药。
今年6月23日，魏鹏在微信上跟黄雨蒙聊天，听她说空管专业有一门课需要重修，要延期毕业了。当时由于疫情，魏鹏被困在南非，无法回国也无法毕业，便开玩笑说：“等我回去，我们一起毕业。”黄雨蒙回了一个“好呀”的表情。“我以为延期毕业这件事对她的影响不是那么大。”说完，魏鹏沉默了一会儿。
有关自杀的讨论
从7月末黄雨蒙失联的新闻出现到8月1日发现遗骸，网上掀起了对她死亡的讨论热潮。有人评价她是“喝了毒鸡汤的无知文青”，也有的舆论认为她“抗压能力不够强”，“不考虑父母家人的感受”，自私、任性。由于格尔木警方出动了大量警力寻找，黄雨蒙之死也引发了“浪费公共资源”的争议。但我们是否真的有能力理解一个城市女孩去往荒野的死亡？
她看起来不属于传统自杀高发群体中的一员，似乎也难以找到传统对应的解释方法。过去农村自杀事件频发时，我们会讨论城乡差距和乡村的衰败，妇女自杀率的剧增则指向了两性间不平等的权利关系，少年儿童的自杀可能会和学校和家庭教育建立联系。但如何理解青年大学生对生命的态度，我们的归因只剩下了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弱、不负责任等。
当8月份从新闻上看到好友因为延期毕业而选择自杀的时候，魏鹏先是不相信，接着又陷入极度的内疚，“是我不够了解她吗？还是我没有感受到她的痛苦？”这种悲痛后来转化成了一种愤怒，他抱着手机一条条回复网络上那些指责好友的人。他不理解，为什么网友们这么热衷于指责一个人的死亡。他更不理解，为什么有人仅仅用自私、任性来评价她。
可可西里|调查｜24岁女孩可可西里遇难：一次远离城市的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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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时，社会学家爱弥尔·涂尔干就提出，死亡，尤其是自杀，是和社会整合度高度相关的。过高或者过低的社会整合、过于混乱或者过于严苛的社会规则，都会导致自杀率的上升。
而加拿大医生、北京回龙观医院临床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费立鹏早年接受本刊采访时也表示：“在中国，自杀并不主要是精神卫生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黄雨蒙勇敢、乐观的外表下，到底埋藏着什么样的伤痕，这些伤痕背后又牵连着什么社会肌理，我们已经很难追寻。但无论面临什么样的困境，也无法让死亡成为一种具有正当性的选择。对还活在世上的亲人来说，生命仍然是最好的慰藉，死亡仍然是最沉重的打击。
在黄雨蒙确认遇难的半个月后，她的爷爷奶奶仍不知情。有一天，我拿出手机，打电话给黄爷爷，战战兢兢地试探道：“雨蒙有消息了吗？”
“还在找。”黄爷爷说。我听到电话那头有微弱的哭声。
“谢谢你们关心我孙女，她爸爸还在找。”他连说了好几个谢谢。
【 可可西里|调查｜24岁女孩可可西里遇难：一次远离城市的死亡】（应采访对象要求，郭倩倩、魏鹏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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