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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7位垃圾分类的陪读妈妈们清理172车垃圾，主攻厨余“消化”( 二 )


村里的大喇叭每天循环播放通知 ， 从2016年6月9日开始 ， 全村人将“听音乐定时倒垃圾” 。 曾学习工程设计的陪读妈妈周曼硕 ， 推着自行车走遍村内的每户人家 ， 绘制出可实施的垃圾回收路线 。 4条路线大致等长 ， 不交叉 ， 音乐声也能被沿途每一户村民听见 。
她们在村内办了32场讲座 。 为了让村民看到实际的成果 ， 大家最初设想将厨余制作成酵素（食物发酵后的产物 ， 具有施肥、洗涤等多种用途） ， 便雇佣了工人 ， 定了场地开展尝试 。
让村民转变原有的生活方式 ， 并不容易 。 杨婧说 ， 好在大多数村民都比较配合 。 连续好多天 ， 志愿者们和村干部都像“运镖”一般 ， 与环卫车在村内随行 。 “遇到没分好的 ， 就手把手地教” 。
也有村民觉得这是“瞎折腾” ， 不愿意配合 。 “我到时候拿到村子外面去 ， 马路边一撇不行？”杨婧记得 ， 有次入户时一个中年村民态度强硬 。
“那今天我先帮您分了吧” 。 言谈间 ， 杨婧蹲下身 ， 用手将他家垃圾桶里的厨余等垃圾一一分开 。 见此情形 ， 这位村民态度终于有所缓和 ， 并开始配合垃圾回收工作 。
在村民的支持下 ， 辛庄村的垃圾分类回收率和分拣率 ， 达到一个相当高的标准 。 志愿者们进行了数据统计 ， 2016年底 ， 辛庄村垃圾产量大大下降 ， 仅为原来的三成 。
垃圾分类遭遇瓶颈
辛庄村启动垃圾分类后不久 ， 陪读妈妈卢雁频最先提出 ， 要将这种模式推广到其他村庄 。 虽然模式还不够完善 ， 团队还是尝试着进入周边10余个村庄进行推广 ， 进行垃圾分类的宣讲 。 此后 ， 兴寿镇有二十多个村庄受此影响开启垃圾分类 。
唐莹莹回忆起在兴寿镇下苑村第一次做宣讲时的情形 。 她先给村民放映纪录片“垃圾围城” ， 然后讲述垃圾分类与生活的关联 ， 也教村民怎样利用家里的厨余做酵素 ， 如何堆肥 。 结束活动后 ， 现场招募志愿者 ， 村里一下就有14位阿姨报名登记 。
杨婧提到 ， 推广的同时 ， 辛庄村内的垃圾分类 ， 由于缺乏良好的后处理方案 ， 则开始出现倒退 。
因厨余收集速度太快 ， 酵素产品本身又无相关标准 ， 贸然投放到高产值的草莓密闭棚中 ， 是种植户们不愿意承担的高风险行为 。 生产出来的100吨酵素被一桶桶堆放 ， 无人使用 。
酵素方案搁浅后 ， 杨婧和伙伴们开始转而探索“厨余堆肥” ， 但首先便遭到村内环卫工人的抵触 。 “他们觉得这东西也不会有人用 ， 还又脏又热 ， 甚至开始劝说村民 ， 不用再分类了 。 ”
2017初 ， 团队提出的“生活垃圾细分类”方案也遭遇瓶颈 。 原方案计划在四大类垃圾基础上继续细分 ， 并交由相应的回收企业处理 。 但杨婧发现 ， 在当时 ， 找到处理能力强的回收企业收购这些分好的垃圾 ， 难度颇大 。
“当时很迷茫 ， 觉得没有一条路能走通了” 。 杨婧说 ， 她当时很忙碌 ， 也很疲惫 ， 经常食欲下降 ， 还会在睡觉时突然从床上醒来 ， 满身都是虚汗 。
杨婧也想过要放弃 。 她回想起 ， 有一天自己刚忙完回家 ， 就躺在院子的长椅上 ， 满眼都是湛蓝的天空 ， “我当时想着 ， 以后我女儿长大 ， 生活在一个干净的地球上 ， 这一切不就值得了吗？”
主攻厨余垃圾的“消化”
到2018年 ， 北京开展拆违执法行动 ， 村中遍布建筑垃圾 ， 垃圾分类工作跌入谷底 。 杨婧回忆 ， 当时只有相当少一部分村民仍在坚持分类 ， “大部分都是混着丢 。 ”
志愿者团队因观念不同 ， 也逐渐开始各谋发展 。 唐莹莹采买了镇政府的垃圾分类项目 。 黄奇志决定从商业企业的方向着手发力 。 杨婧说 ， 她们几个人“像蒲公英一样 ， 往各自认定的方向飞去” 。
是继续扩大推广面 ， 还是重新回到辛庄村 ， 在垃圾分类的“边界效应”上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杨婧选择了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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