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仙说历史|武者为侠”,探究我国古代儒侠文化的演变历程,“文者为儒( 二 )


2、以天下大同为最高理想
不管在哪个时代中 , “天下大同”都是文明的最高追求 。 不同的是 , 儒文化所追求的大同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与“君子和而不同 , 小人同而不和”也就是说 , 儒文化追求的 , 希望的是在大治下的和而不同 , 在统一国家为大前提下的多元;而侠文化中的大同则是真正的大同 , 即人人平等 , 消除社会分级 , 这一观念最早出自于墨家“兼爱”的思想 , 想消除社会中存在的阶级分化 , 追求的是人人谦和有礼 , 社会分工明确 , 做到“大道之行 , 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 , 壮有所用 , 幼有所长 。 ”
两者的大同虽侧重于不同的层面 , 但的共同点就在于两种文化中“大同”建立的基础 , 即他们共同致力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 和谐与统一 , 两种文化都无法直接从国家层面左右国家的发展 , 因此都着手于对民众道德的提升 , 因此这也进一步结合出了儒侠文化爱人 , 利人 , 捍卫国家以及投身社会的文化品质 。
友仙说历史|武者为侠”,探究我国古代儒侠文化的演变历程,“文者为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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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侠互通”为儒侠文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性 , 同时 , 儒文化与侠文化的异同又是儒侠文化出现的动力与结合点位 , 那么 , 儒侠文化出现的必然性是什么?其实是两种文化的精神资源都无法应对文明化的挑战 , 于是需要吸收对方的积极元素来优化自我 。
1、儒对侠之“自由”的需要
儒对侠的需要体现在内在精神的完善 。 儒文化的传播与实现需要依附于国家 , 国家对于儒家而言是文化发展的主体 , 也就是说儒家文化不可能脱离国家而存在 , 而纵观历史 , 我们可以发现 , 在中国古代 , 国家实行的制度其实是“外儒内法”制 , “外者 , 表象也 , 内者 , 实质也”以儒道作为君臣 , 父子 , 人与人之间交往的道德 , 以法制为治理国家的核心而非儒 。
正是因此 , 由于儒家文化桎梏与君主 , 其自身的“自由性”早已失去 , 而且万一遇上一个不认同儒家文化的君主 , 其在发展和传播的过程中就必然会处于被动的地位 , 也就是中国古代的“文弱书生” , 黄景仁对比评论道“百无一用是书生” 。
然而侠客文化中最突出的就是自由 , 他们不受制于任何人 , 并且远离国家权力与纷争 , 因此“文弱书生”对于侠文化的需要是一种必然 , 当国家欣赏儒文化时 , 儒文化必然会依附其中 , 借此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 , 当这种情况不再甚至逐渐恶化时 , 也能够周游列国 , 宣传自身追求理想 , 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特质正是儒侠文化中的一部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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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侠对儒“重理性”的需要
侠对儒的需要体现在应对外界事物上 。 之前说儒对侠的需要是需要侠文化中特有的“自由” , 同时 , 也正因为这种自由 , 侠文化也离不开儒文化 。 侠文化与文明社会的冲突就在于“侠”在一定程度上的反理性 , 具体表现为“重意气” , 侠文化中追求的自由是不受任何约束的绝对自由 , 超越了理性 , 甚至凌驾于法律之上 。 在侠文化初期 , 墨翟所主张的“侠政”是一种有组织有纪律 , 目的明确 , 程度恰到好处的行为 , 不幸的是 , 在后来的发展中 , 侠在行为方式上往往缺乏理性 , 行侠仗义也常常过火 。
因此 , 对谁出手 , 何时出手 , 出手以什么程度为准…这些都是侠文化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 恰好 , 儒文化中的理性与沉稳就恰好弥补了这点 , 《论语》中“子不语怪力乱神” , 其中的“力”就是指原始的暴力 , 可见 , 儒文化极力反对这一点 , 为了避免侠的“匪徒化” , 结合儒文化就是大势所趋了 , 而儒侠文化中的“达则兼济天下 , 穷则独善其身”也有所提现 , 可以说结合了儒文化的侠 , 才是真正理想的侠 。
“世有大儒 , 故举侠士而并包之”儒文化与侠文化在文化构成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契合性 , 而这些契合性正构成了儒侠文化的精神内涵 。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两种文化的核心架构 , 儒:“仁” , “义” , “智” , “勇” , “信” , “礼” , “乐”;侠:“勇” , “正义” , “信” , 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两者的一致性在于“仁义”“勇”以及“信”这三个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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