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江西这个家族,四代出了5个牛人,其中一个是“民国第一大师”( 二 )


当时就被称赞为“海内奇士”。
湘军攻入天京(南京)后,
太平天国幼主洪天贵福逃出天京,
并一路逃到江西,
陈宝箴出计将其一网打尽。
无论在何处任职,出任何职,
陈宝箴都力推善政,
勤勉图强,造福百姓。
到了光绪年间,封疆大吏纷纷举荐陈宝箴,
张之洞说他“才长干济,学识深通”,
卞宝第说他“饶有才识,而淡于荣利”,
王文韶说他“才大而性刚,往往爱惜羽毛,
有不轻寄人篱下之概,
所如稍不合,辄置荣辱于度外”。
虽是帝国晚期,
陈宝箴的能力和品性还是人所周知,
有识见的封疆大吏们都想重用这位干才。
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
陈宝箴悲愤交加,长叹:
“无以为国矣!”
当时,陈宝箴任直隶布政使,
签约的李鸿章从日本回来后,也住在天津。
帝国官场传言,李鸿章将复任直隶总督,
陈宝箴则不仅不去拜见他,
还放言说:
“李公朝抵任,吾夕挂冠去矣。”
他来,我就走,辞官不做。
有人替李鸿章辩解,
陈宝箴说,我之所以愤恨李鸿章,
是因为他作为最受信任的封疆大吏,
深知中国不堪一战,
却不能谏阻最高统治者草率做出应战的决策,
导致中国落下战败割地赔款的结局。
同一年,陈宝箴出任湖南巡抚,
成为封疆大吏中的一员。
这期间,
他以富国强民为己任,推行新政,
文化上,他变士习,开民智,
开创南学会、时务学堂;
政治上,他肃清吏治,知人善任,
起用谭嗣同、唐才常等维新人物;
实业上,他设矿务局、铸币局等;
军事上,他裁汰旧式军营,
引进西方军事化管理,设武备学堂。
原本保守的湖南,在陈宝箴手上,
一举成为全国最有生气的省份,
也是维新变法在全国的标杆。
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后,
作为维新变法的地方实力派,
陈宝箴遭到革职,永不叙用。
一个走在时代前沿的人,
仕途戛然而止。
陈宝箴一生淡泊,两袖清风,
被贬回籍时,一家人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
最后在百姓的资助下才得以成行。
他为官的时候,经常吩咐下人:
少买荤菜,多买蔬菜。
下人不理解,背后说他故作清廉。
他听到后,当即写了一首诗送给厨工:
嚼来确是菜根甜,不是官家食性偏。
淡泊生涯吾习惯,并非有意钓清廉。
1900年,陈宝箴去世。
有学者考证,
他是在义和团运动最疯狂的时候,被慈禧赐死的。
死前,留下遗嘱:
“陈氏后代当做到六字:
不治产,不问政。”
在此之后,陈家再未涉足宦海。
一个政治家族消失了,
但一个文化世家从此崛起。
而为陈氏家族转型挑大梁的,
正是陈宝箴的长子陈三立(1852—1937)。
 大师|江西这个家族,四代出了5个牛人,其中一个是“民国第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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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
1889年,陈三立考中进士,在吏部为官。
但后来,他辞去官职,
追随父亲到湖南办理新政。
梁启超说,湖南变法运动的幕后主持,
实际上是陈三立。
陈三立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
被称为“维新四公子”,名动一时。
当年,黄遵宪向陈宝箴建议,
请康有为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
陈三立则主张请梁启超,
他说自己读过梁的文章,
“其论说似胜于其师,不如舍康而聘梁”。
最后请了梁。
事实证明,
梁启超到时务学堂讲学,
对湖南影响很深。
陈三立晚年曾与梁启超重逢,
说到长沙时务学堂最得意的学生蔡锷,
他告诉梁,
当年蔡锷报考时务学堂,文章不通,
是他看蔡锷年少,破格录取的,
后来果然成为大才。
可以看出,无论请先生还是选学生,
陈三立的眼光,都非常独到。
戊戌政变后,跟陈宝箴一样,
陈三立亦获严谴,从此落魄江湖。
他给梁启超写过一首诗,其中有句:
凭栏一片风云气,来做神州袖手人。
但事实上,陈三立虽远离政治,
却从未,
对国家之难、人民之苦袖手旁观。
1903年,陈三立为了创办一所小学堂,
果断决定:
“将我的住宅让出办学。”
他还聘请了外国教师,
成为创建新式学校的先例。
1906年,清廷曾要委派陈三立职务,
但被他拒绝。
一年后,袁世凯要他出任参政议员,
他仍然不为所动。
他博学多才,
写诗写成了近代诗坛的绝对领袖。
汪辟疆仿水浒108将写《光宣诗坛点将录》,
点陈三立为“天魁星及时雨宋江”。
在文学史上,陈三立被誉为“最后一位古典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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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三立
曾有学生问陈三立:
怎样才能写好诗?
陈三立斩钉截铁地回答说:
“你们青年人,目前的任务是怎样做人。”
1932年,陈三立的好友郑孝胥投靠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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