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远川研究所:为什么在牛市里 穷人反而越来越穷?
通过分析大量来自中国的综合行政数据 , 我们记录了在2014-2015年大牛市与股灾期间 , 中国居民面对的财富不平等现象正在严重加剧:在这一时期的活跃交易中 , 股票市场前0.5%的家庭获得了收益 , 而最低的85%的家庭损失惨重 , 高达2500亿人民币 。
相比之下 , 如果在熊市 , 资产的差异很难造成如此显著的回报差异 。 本文中 , 我们将提出一系列可能性来解释这种现象 , 并探究如此局面背后的深意 。
阿尔弗雷多等学者研究证实 , 过去的五十年间 , 全球财富不平等现象激增 。 最引人注目的一点 , 则是极端高收入人群的财富份额正在飙升 , 即便他们只占总人口前0.01%(Alvaredo et al. 2013 Alvaredo et al. 2018) 。
这种财富集中度看似是由于收入分配愈发不公 , 背后却有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金融投资的收益严重不均 。 正如皮凯蒂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中所强调的 , 第二种差异是激化财富分配不公的重要诱因——“有钱人比别人获得更高的平均回报是完全有可能的 。 ”
【股票|远川研究所:为什么在牛市里 穷人反而越来越穷?】2014-2015:中国股市泡沫破裂
通过本次研究 , 我们将观察在中国市场中 , 股票投资如何让社会财富变得越来越集中 。 泡沫与泡沫崩溃的阶段值得关注的原因有三点:
首先 , 泡沫崩盘时期总是伴随着异常高的交易量和收益率波动 , 市场大规模洗牌 , 财富重新分配 。
其次 , 与平静时期相比 , 泡沫起落的阶段往往输赢无定 。 比如 , 著名的艾萨克·牛顿 , 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物理学家和精明的投资者 , 就一时头脑发热 , 把全部身家砸进泡沫里 , 赔了个精光 。
本文插图
数学家、物理学家牛顿
第三 , 也是最重要的原因 , 虽然泡沫经济在发达国家中已不常见 , 在发展中国家却仍然异常普遍 。
2011年 , 马尔门迪尔和纳格尔的研究发现 , 早期的生活经历对个体具有重大意义 , 甚至能跨越几十年来主导我们的经济决策(Malmendier and Nagel, 2011) 。 2019年 , 巴塔林泽(Badarinza) 指出 , 在发展中国家 , 反复出现的极端价格波动 , 哪怕只是短期现象 , 也会对数亿国民的日常行为和经济水平产生长远影响 。
于是 , 我们以2014年7月至2015年12月的中国泡沫破灭事件作为背景 。 当时 , 股市起落的激烈程度和过山车不相上下:
从2014年7月初攀升至次年6月12日的峰值 , 涨幅150% , 到当年12月 , 又暴跌40% 。 为了将这种极端情况产生的财富再分配与市场条件平静时期作对比 , 我们也对2014年6月之前两年半的数据进行了同样的分析 。
不同类型的投资者
通过上交所 , 我们获得了约4000万账户的详细持有量和交易记录 。 广义而言 , 这些帐户主要分为三类:散户 , 机构 , 和企业帐户——企业账户也包括其他公司的交叉持股和政府资助实体的所有权 。 在研究开始时 , 我们又将第一类散户根据深沪交易所的持股总和 , 加上账户中的现金持有量 , 细分为四个类别:低于50万人民币(WG1) , 50万到300万之间(WG2) , 300万到1千万(WG3) , 1000万以上(WG4) 。
表格1列出了各个投资群体的账户价值和交易量(十亿人民币) 。 总体而言 , 公司虽然持有市场价值的64% , 但只贡献了总交易额的2% 。 机构承担了市场价值的11%和交易量的12% 。 最后 , 散户仅占市场价值的25% , 却占据了交易量的近90% 。
在这些个人投资者中 , 四个群体的资本权重和数量份额相对平衡 。 然而 , 就账户数量而言 , 拥有最微薄财富的群体是所有家庭账户的85% , 而顶层的0.5%富人们则支配着巨额资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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