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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国城镇地区的住户有一半都是“缺房户”( 三 )

每户没有独立的卫生间、厨房 ， 每层有一处或者两处厨卫 ， 整个楼层少则七八户、多则几十户公用 。 那个条件才叫差 ， 绝对比广州深圳的城中村、北京的唐家岭还差 。 楼道里堆满了蜂窝煤 ， 厨房小啊 ， 又得公用 ， 家家户户都在门口摆一蜂窝煤炉子 ， 还有人捡的柴火 ， 把楼道堆满了 。 一到饭点 ， 家家户户生火做饭 ， 煤烟就充满了整个楼道……公用的厨房、卫生间 ， 是宝贵的“资源” ， 为了抢占资源 ， 吵架、打架 ， 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 一家人在一起都有个磕磕碰碰呢 ， 何况这么多户人家公用厨卫 ， 生活习惯不同、人的性格不同呢？……当然 ， 关于“筒子楼”的记忆不仅仅是拥挤、嘈杂 ， 更多的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 。 曾在河南郑州王庄煤矿工作过的李庆伟回忆起住过的“筒子楼”时都是满满的温馨――……筒子楼的三楼一共住了20家 ， 大部分是拖家带口的职工 。 每天中午或晚上 ， 大人下班 ， 孩子放学 ， 筒子楼里就热闹起来了 。 各家门前的火炉冒着火苗 ， 各家的主妇忙活开了 ， 洗菜、切菜、剁肉 ， 砰砰啪啪 ， 奏出锅碗瓢盆交响曲 。 不知谁家男人和谁家女人说了句什么笑话 ， 楼道里顿时发出一阵笑声 。 孩子们则在楼道里奔跑、嬉闹 。 那时 ， 电视还不太普及 ， 有电视的人家屋里便聚集了一堆孩子 ， 捧着脸 ， 歪着头 ， 津津有味地看着电视节目…… 谁家夫妻吵架、拌嘴 ， 邻居们常常不请自到 ， 数叨数叨男人 ， 劝劝女人 。 ……逢年过节 ， 谁家要是炸个馓子或是从老家带回点土特产 ， 常常是要给各家送上一些 。 平时谁家要是遇到了急事、难事 ， 只要说一声 ， 邻居们你30元、他50元送过来 ， 很快就解了燃眉之急 。 筒子楼里的邻居们就像一个大家庭 ， 大家相处得是那样的融洽、和谐 。“筒子楼”是极具中国特色的一种中国住房模式 ， 也是20世纪六七八十年代中国企事业单位住房分配紧张的产物 。那个时候 ， 城镇居民解决住房停留在“等、靠、要”三个字上 ， “等国家建房 ， 靠组织分房 ， 要单位给房” 。 而公房分配的原则又主要是论资排辈 ， 按结婚与否、工作时间的长短 ， 级别、职务、职称的高低 ， 居住人口数量的多少等一系列条件排队 。 所有人都希望单位分房能尽快轮到自己 。 能分到房子的 ， 都会忍不住“在朋友和同事面前好好夸耀一下” ， 没分到的 ， 则依然是在天天盼 ， 月月想 ， 年年等 。当然 ， 在分房的过程中 ， 由于僧多粥少 ， 再加上分房过程中难免滋生腐败 ， 一些与权力核心比较近的人通过种种非常手段 ， 哪怕排队名次靠后 ， 也能分到房子 ， 而一些“混不开”的人 ， 则分不到房子 ， 分到了也可能是地段、楼层不好的差房子、破房子 ， 为此 ， 经常会出现扯皮打架的事 ， 有的单位甚至还会上演以自杀相威胁的闹剧 。 “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 送礼的、递条子的 ， 甚至拿菜刀威胁的……房管科的门槛都被踩破了” 。还有就是一些强势部门利用手中的职权 ， 占有很多优质的资源 ， 比如土地、盖房的资金、房屋产权等等 ， 这些单位通过强势地位取得巨大的垄断利润 ， 而一些清水衙门却由于职权弱势 ， 很难分到一杯羹 。由于在福利分房中存在的行业、单位、个人分配中的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 ， 加上随着人口的急剧增长 ， 城市住房紧张的问题日益突出 。 如何让普通中国人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 成了摆在当时中国领导人面前亟须解决的民生大问题 。……（中略）1980 ， 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横空出世1980年 ， 注定是中国房地产不平凡的一年 。进入1980年才8天 ， 即1980年1月8日 ， 中国第一家房地产公司──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公司成立了 ， 当时的深圳房地产管理局副局长骆锦星兼任公司总经理 。说是公司 ， 其实只有5个人 ， 除了总经理 ， 还有财务、出纳、两个技术员 ， 他们的资产是4部旧单车 ， 一间平房和几张桌子 ， 4万元港币的开办费是从香港商人那里借来的 。成立公司的目的只有一个：和香港商人合作建房子 。 此前 ， 因为缺少资金 ， 46岁的骆锦星正为解决两万平方米干部住房发愁 ， 偶然听一个香港朋友说 ， 你这个局长是在端着金饭碗要饭 ， 为什么不可以你们出地 ， 港商出钱 ， 合作建房 ， 利润分成？这话把骆锦星吓了一跳 。 要知道在当时 ， 出让土地是要犯法的 。 但他也不得不承认 ， 香港朋友的这个提议还是挺让他心动的 。 为了找一个合理合法的理由 ， 经历过“文革”洗礼的骆锦星 ， 与深圳市委政策研究室的一帮人经过冥思苦想 ， 终于在马恩列斯著作中找到了理论根据 。他们在《列宁选集》的“住宅问题”一节中 ， 查到列宁引用过恩格斯一段话：“……住宅、工厂等 ， 至少是在过渡时期未必会毫无代价地交给个人或协作社使用 。 ”骆锦星连夜向时任深圳市市委书记的张勋甫报告 ， 后者也引经据典地表态：“《共产党宣言》中还说‘剥夺地产 ， 把地租用于国家支出’ ， 你们就先干着试试看吧 。 ”有了这一表态 ， 找投资并没有费多大事儿 ， 一位香港老板骑着自行车到深圳来 ， 坐在一个破凳子上谈成了这次合作 。 没过多久 ， 中国第一份合作建房合同诞生了 。同时 ， 继北京《红旗》杂志发表文章 ， 论证住宅属于商品 ， 私人购房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不矛盾后不久 ， 《人民日报》也报道了吉林推广四平市建房出售经验的消息 。 这批住宅同时面向集体单位和个人出售 。这年9月 ， 北京成立了全国第二家房地产公司──北京城市开发总公司 ， 拉开了开发北京房地产的序幕 。这一年还有一个文件应该被记住 ， 那就是《全国城市规划工作会议纪要》 。 这个纪要明确表示 ， 对新建小城市、卫星城、现有的城市新建区、旧城成片改造区 ， 都应该考虑“组织开发公司 ， 实行综合开发” 。之后 ， 中国的房地产业开始了一定程度的发展 ， 中国的房地产公司也逐步发展起来 。 作为一个行业 ， “房地产”于1984年有了自己的正式名字 。 国家计委、经委、统计局、标准局等于这年批准颁布了《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和代码》 ， 首次正式将房地产列为独立的行业 。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 全国范围的住房改革依然任重而道远 。住房改革的破冰之旅中国最初的住房改革是尝试以成本价对住房进行销售 ， 结果效果并不理想 ， 1979-1981年整个试点改革期间 ， 全国仅售出3000套住房 ， 出售的新建住房只占同期新建住房的两千分之一 。 1982-1985年又开始试行“三三制”售房 ， 即个人购房只需支付三分之一的房价款 ， 其余三分之二由地方政府及职工所在单位分担补贴 。 由于个人只需付出三分之一 ， 住房销售有所改善 ， 但仍不理想 。可是 ， 这种补贴售房改革却让地方政府和单位背上了沉重的财政负担 ， 严重制约了经济的发展 。 同时公房的低租金制度 ， 租买比价不合理 ， 也使得公房体制内的人们对自购住房兴趣不高 。在各方的不满声中 ， 补贴售房试验于1986年3月被叫停 。此后 ， 中国房改的重心从单纯推动售房转移到推动租金改革 ， 希望“以租促售” 。 1986年 ， 国务院住房制度改革领导小组提出了“提高工资、变暗补为明补、变实物分配为货币分配、以提高租金促进售房”的整体房改思路 。纵观20世纪80年代不管是公房出售还是提租住房改革措施 ， 不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住房危机 ， 反而还扩大了原来的不公平 。 此后中央政府连续发动了两轮全国性房改 ， 中国城镇住房一度进入福利分房和商品房并存的双轨制或“二元制”城镇住房体系 ， 但福利住房制度依然占据主体 。由于住房分配体制未发生根本变革 ， 住房实物福利分配方式仍然占据主导地位 ， 大多数职工能够继续从福利住房中获益 ， 对商品住房的需求并不迫切 。 同时长期的低工资制度也使得多数人根本买不起商品住房 ， 再加上没有贷款买房、按揭等住房金融工具的配合 ， 商品住房的发展在1994年至1997年遇到瓶颈 ， 房地产市场如一潭死水 ， 商品住房销售面积年增长率停滞不前 。 其中个人购买的比重虽然自1986年的14%到1994年首次突破50% ， 但之后也停留在50%～60% ， 没有更大的突破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 ， 给中国房地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转机 。 为应对危机 ， 扩大国内需求 ， 把房地产业尽快培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 成了当时中央政府的共识 。 而发展房地产业 ， 势必要求城镇住房制度完全变革 ， 彻底取消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福利分房制度 ， 才能让房地产业找到足够的发展空间 。福利分房的终结1998年 ， 注定是写入中国房地产史册并且必须大书特书的一年 ， 因为从此以后 ， 单位分房这种事 ， 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只能听别人说说 ， 或者是在影视作品中见到了 。 从这一年起 ， 在中国延续了近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变成了回忆 。……（中略）同年7月3日 ， 是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分水岭 。 这一天 ， 国务院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 ， 这份后来被称作房改纲领的“23号文件” ， 正式开启了以“取消福利分房 ， 实现居民住房货币化、私有化”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 。 从此 ， 原先的福利分房制度彻底被废止 ， “市场化”成为住房建设的主题词 ， 中国真正进入了商品房时代 。 这不但是中国两种住房体制的转换期 ， 也是中国人两种生活方式的分水岭 。 中国人开始进入幸福与挣扎并存、感恩与无奈共生的房改时代 。在南京市鼓楼区某小学一位教语文的女老师回忆 ， 在听到今后不再分福利房的消息后 ， 她竟然哭了 。 她觉得很失落 ， 很迷茫 ， “我刚到学校的时候 ， 校长曾指着学校后边的一块空地说 ， 3年后 ， 这里就是你们的房子 。 当时我很高兴 ， 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要买房子 。 现在国家不分房了 ， 我自己哪有钱买啊？”为了搭上福利分房的“末班车” ， 许多城里人连婚姻也开始功利起来 ， 有的人还没女朋友 ， 立刻到乡下相亲找个女孩结婚；有的结婚没几年 ， 已经分过一套房子的 ， 听说30岁以上的大龄单身青年也可以享受房改待遇 ， 立刻与另一半“假离婚” 。福利分房成了闪电结婚的催化剂 。 当时 ， 27岁的广东湛江人邹小伟与父母住一起 ， 由于单身 ， 单位的福利分房一直轮不上他 。 他和现在的妻子还刚认识100多天 ， 根本没想着结婚 ， 但当听说福利分房要取消了 ， 他与女友一商量 ， 决定“为了房子”结婚 。当时流行着一则笑话 ， 说某单位分房方案中规定 ， 已婚者加3分 。 某君心底一算 ， 自己就差一分 ， 情急之下 ， 在一家杂志上刊登如下征婚广告：现征一有意者共同生活 ， 年龄不限！相貌不限！性格不限！男女不限！随着福利分房的终结 ， 中国的房地产业在十多年间得到快速发展 ，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 ， 城镇居民的人均居住面积不断扩大 ， 居住环境得到极大改善 ， 中国人经历了最大规模的人居变迁 ， 人们纷纷从拥挤不堪的里弄胡同搬到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居民小区 ， 不再担心“有钱也买不到房子” 。上文提到的那个对失去福利分房机会倍感失望的南京鼓楼区的女老师 ， 省吃俭用存了10多万元 ， 又向亲戚朋友借了一些 ， 于2005年在南京近郊买下属于自己的一套住房 。只是在告别了拥挤的居住记忆后 ， 普通中国人又迎来了高房价的痛苦 ， 因此 ， 不时有人感叹：“一辈子的打拼就为了一套房 。 ”甚至几代人的打拼才能够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买上一套房 。 可见 ， 深化住房制度改革 ， 让普通中国人真正实现“居者有其屋” ， 不让住房与民生渐行渐远 ， 仍是当前摆在中央和地方政府面前急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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