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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全国城镇地区的住户有一半都是“缺房户”( 二 )

1978年全国城镇地区的住户有一半都是“缺房户”
和北京相比 ， 上海则主要是解决大批工人的住房问题 。 上海原本就是中国的工业中心 ， 新中国成立以后 ， 在苏联模式影响下 ， 将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 ， 提出“通过增加产业工人数量 ， 把畸形的消费型城市转变为生产型城市” ， 再加上当时国家实行“低工资高就业”的经济政策 ， 上海工人数量连年增长 ， 使得这里不仅成为新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基地 ， 同时也聚集了大量的产业工人 ， 其中仅纺织工人就有四五十万之多 ， 居住环境普遍很差 。1950年 ， 根据中央的指示 ， 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指出：“目前经济状况好转 ， 必须照顾工人的待遇和福利 。 ”在此背景下 ， 曹杨新村“1000户”工人住宅（实际建造1002户 ， 即曹杨一村）和“两万户”住宅先后应运而生 。 之后又在沪东、沪西两个工业集中分布区建设了多个工人新村 。 1978年全国城镇地区的住户有一半都是“缺房户”
刚建成的上海曹杨新村不管是北京的大院 ， 还是上海的工人新村 ， 或者全国各地其他各类“家属院”、居民点 ， 采用的都是由政府出资建造 ， 然后通过单位或房管局把房子租给单位职工或城镇居民的福利分房制度 。 简而言之就是 ， 由政府盖房子 ， 让老百姓住 。这种由政府出资盖的房子 ， 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公房” ， 由国家定面积、定标准 ， 不能转租 ， 更不能买卖 。当然 ， 这些以福利形式分配给干部、知识分子、工人以及其他城市居民居住的公房 ， 国家会收取一定金额的租金 ， 但是租金很低 。 1951年 ， 国家把房屋租金支出比重确定为职工家庭全部工资的7.48% ， 1955年定为收入的4.2% 。 1952年 ， 内务部地政司还印发了《关于加强城市公有房地产管理的意见》（草稿） ， 明确提出这一时期的公房管理方针是“统一管理 ， 以租养房” 。 意见规定 ， 合理的租金标准应包括折旧金、维修费、管理费、房地产税和一定的利润 。 但实际征收则要考虑群众的负担能力 。按照这个方针 ， 20世纪50年代初住公房的人 ， 住两间30平方米的房 ， 每个月所交的租金仅为几毛钱 ， 住楼房的略高一点 ， 但也不到一元钱 。此后 ， 我国大部分城市开始实行“以租养房” ， 只收取极低廉的租金 。 而房屋坏了 ， 则由政府房产部门负责维修 。 只是这些象征性收取的租金在用于住房维护之后就所剩无几了 ， 根本不可能有多余的资金去投资建设新的住房 。由于“公房”制度长期实行无偿分配和低租金的福利体制 ， 住房的投融资机制被严重扭曲 。 1952年-1978年 ， 中国包括农村住房在内的住房总投资仅占同期基本建设投资的十分之一不到 ， 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可以说是微不足道（楼主批注：一份名叫《看历史》的杂志的2016年第5期上的《从“公”到“私”:新中国的居住革命》中 ， 则明确地说“1952-1978年 ， 中国包括农村住房在内的住房总投资仅占同期基本建设投资的7.5%”：http://www.chinaqking.com/qkj/2016/667358.html 。 《看历史》是“成都传媒集团”主办的杂志） 。 这种住房投资严重不足所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 ， 20世纪70年代末 ， 全国主要城市均面临着住房严重短缺的问题 。据统计 ， 1978年 ， 城市人均居住面积从1950年的4.5平方米下降至3.6平方米 ， 缺房户869万户 ， 占当时城镇总户数的47.5% 。 那个时候的中国 ， 拥挤是每一个城镇居民最真实的居住体验 。 ……筒子楼：一代人的城市记忆一提起“筒子楼” ， 恐怕现在的年轻人并不知道是何物――这种建筑一般建于20个世纪六七十年代 ， 又称兵营式建筑 ， 主要是由一些工厂和学校为解决职工住房紧张而修建 。 “筒子楼”中间有一条长长的走廊 ， 南北两侧的房间一间间依次排开 ， 每个房间有十几个平方米的面积 ， 卫生间和厨房公用 。 因为长长的走廊两端通风 ， 状如筒子 ， 故名“筒子楼” 。某种程度上 ， “筒子楼”可以说是一代人的记忆 ， 他们在这里结婚生子 ， 上班是面对面的同事 ， 下班是门对门的邻居 ， 一到吃饭时间楼道里油盐飞溅 ， 人声鼎沸 ， 每天都会奏响一曲锅碗瓢盆的动人乐章 。 有人撰文回忆――……筒子楼 ， 就是每层楼上去有一条长长的走道 ， 走道一侧或者两侧像学校宿舍那样 ， 排着一号房二号房一直到十几、几十号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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