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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二本生：媒体聚焦庞大的“隐匿群体”

我就是二本生：媒体聚焦庞大的“隐匿群体”
2010年 ， 黄灯(第三排中)与中文班的学生 。 受访者提供中国青年报消息 ， 想要清楚描绘二本学生的面孔并不现实 。 截至2020年6月30日 ， 全国有3005所高等学府 ， 其中本科院校1258所 ， 人们熟知的“985”“211”只占100多席 ， 却长期占据媒体讨论的焦点位 ， 庞大的二本及以下学生是模糊的背景板 。这个隐匿的群体是中国最为多数的普通大学生的底色 ， 某种程度上 ， 这一群体实现人生愿望的可能性 ， 标注了这个快速进化社会的真实场景 。我就是二本生：媒体聚焦庞大的“隐匿群体”
黄灯（左一）给2015级学生上课 。 受访者提供普通一张张显而易见的年轻、毫无经验的脸 ， 像飞镖一般掷到教授黄灯面前 。 她在广东F学院教了15年书 ， 4500个名字出现在她的花名册上 。 她为学生写了一部书《我的二本学生》 。 黄灯意识到 ， “二本院校的学生 ， 从某种程度而言 ， 折射了最为多数普通年轻人的状况 ， 他们的命运 ， 勾画出年轻群体最为常见的成长路径 。 ”黄灯说 ， 他们如一个个固定的锚点 ， 成为她对国情最方便的观测 。书里以这所被森林环绕的二本学校为舞台 ， 它距离广州塔“小蛮腰”20公里 ， 学生们更喜欢简称它为“广F” ， 省略“学院”二字 ， 听起来不那么像专科 。2005年夏天 ， 沈毅星拿到这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 感觉自己和家庭的命运都将被深刻地改变了 。 他是村里的第一个大学生 ， 乡邻撺掇家里人摆酒 ， 庆祝这个中国南方不起眼村庄教育史上的大事 。他的青少年时期游荡在田野 ， 期待能见到什么新鲜事儿 。 空气里飘着水果成熟的香味 ， 树叶腐朽的酸味和庄稼秸秆枯干的气味 。 他从小插秧、割稻、挑粪、砍树 ， 养成了承受生活摩擦的原生动力 。沈毅星入学那年 ， 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超过2300万人 ， 居世界第一 。 在这所二本学校 ， 黄灯发现学生大多出身乡镇 ， 身后有一个打工的母亲 ， 或一个下岗的父亲 ， 还有尚未成人的兄弟姐妹 。 尽管无法与一线城市、高知家庭、出身名校的同龄人相抗衡 ， 但考进大学仍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入场券 。80后沈毅星算得上“第一代留守儿童” ， 他的父母在他小学三年级时去东莞卖肉 ， 每天从“世界工厂”打来电话叮嘱他“好好读书” ， 孩子最终考上大学让他们相信电话线起到了提拉作用 。带着对大学的向往和改变家族命运的嘱托 ， 沈毅星站到广东F学院的招牌下 ， 发现二本学校的最大特色就是普通 。“切 ， 好小啊 。 ”不到半个钟头已走完校园 ， 他印象里的大学是需要骑自行车的 ， 但这里不用 。 沈毅星说新学校的图书馆还没有高中的大 ， 位置奇少 。不大不小的操场 ， 四人间和六人间的宿舍 ， 陈旧的教学楼里摆着黄色胶合板的连体桌子 ， 凳子随时发出刺耳声音 ， 学生一下课 ， 噼里啪啦响上半天 ， 银灰色的铁门像仓库大门 ， 厚重铁锁用铁条焊接而成 。大学所传颂的精神气质似乎在这里变得更实际 。 相比于名牌大学邀请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和外国总统首相 ， 受邀来这所二本学校进行讲座的嘉宾“更接地气” 。广东F学院强调培养应用型人才 ， 各种技能证书被纳入“创新学分” 。 “创新创业能力水平等级证书”“会计从业资格证”“物流员资格证”“秘书职业资格证”……帮助学生毕业的还有“驾驶证” 。为了在竞争力上多一枚筹码 ， 学校增加工具性课程 ， 学生热衷考证 。 中文专业的学生也要学经济和金融类的课 ， 但覆盖面太广 ， 往往不能学得深入 。 “我知道 ， 在重点大学 ， 学生有很多机会获得学术信息 ， 也有很好的学术氛围激发学生组建团队去讨论一些真正的学术问题 。 ”黄灯说 ， “在我们这种金融气氛浓厚、强调应用性的高校 ， 有时经过课堂知识的大雨 ， 就像被一瓢水淋过 ， 貌似酣畅淋漓 ， 但各个知识点 ， 顺着下课铃声的响起 ， 就会滑溜溜地消失 ， 在期末考试后 ， 教材又原原本本地还给了老师 。 ”沈毅星读经济学 ， “什么都学 ， 什么都不精” ， 他记得有人说 ， 如果将来能做到管理层 ， 这些知识是吹牛的资本 ， 如果一直在基层 ， 别人只会觉得你浮夸 。同学们大多沉默温良、中规中矩 ， 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因为坚持自己的想法 ， 和黄灯发生过争论 ， “我在具体的课堂中 ， 充分感受到教育像一场慢性的炎症 ， 中小学时代服下的猛药、抗生素、激素 ， 到大学时代 ， 终于结下了漠然、无所谓、不思考、不主动的恶果 。 ”沈毅星翘课、打球、挂科、补考 ， 有时中午一顿饭吃到晚上12点 ， 继续烧烤啤酒 。 那是属于诺基亚和台式机的时代 ， 男生们看NBA的文字直播都激动得满头大汗 。 大四那年 ， 一群男孩望着城中村的牌坊开玩笑 ， “大学四年不敢说自己学到了什么 ， 但肯定为当地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 ”直到大三下学期 ， 他开始感受到毕业的压力 。 师兄们脱下脏兮兮的T恤衫和人字拖鞋 ， 换上白衬衫黑裤子四处面试 。 老师找沈毅星谈话 ， 警告他如果挂科太多将不能拿到学位证 。 一道闪电让这个农家学子清醒 ， 他不能丢失大学生的身份 。黄灯成为大学生是在1995年 。 她毕业于岳阳大学 ， 按现在的划分 ， 相当于一所二本学校 。 那一年全国高校招生人数92.6万人 。 此后高校扩招 ， 10年间 ， 黄灯任职的学院从2个班扩充到6个班 ， 大学宿舍塞进更多床 ， 取代书桌 。在大学生没有拥抱市场的年代 ， 黄灯毕业后接受分配 ， 进入亚洲最大的纺织厂 ， 干过文秘、会计、组织干事和一线工人 。 1997年香港金融风暴 ， 她成为下岗工人 ， 决心考研 。她没告诉家里人已丢掉了饭碗 ， 一边给别人做饭赚钱 ， 一边争取继续上学的机会 。 “我当时连书都没买齐 ， 更不要提上辅导班 。 ”最终 ， 她被武汉大学录取 。 通知书下来那天 ， 整个工厂都在讨论一个女工因为下岗而自杀 ， 那是种很强烈的对比 。“你觉得你的命运从此改变了 。 ”许多年过去 ， 她开始好奇在这所极其普通的二本学校 ， 学生的命运是否还能被一张通知书改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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