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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是二本生：媒体聚焦庞大的“隐匿群体”( 二 )

我就是二本生：媒体聚焦庞大的“隐匿群体”
考研学生在楼道里的自习桌 。 受访者提供谷底负载在文凭上的那一丝并不确定的期待 ， 在劳动力市场上日益残酷地兑换着价值 。 广东F学院传统的就业岗位是进金融机构 ， 但每年流水线般输送出的毕业生填补了职业地图的大小缝隙 。“我办公室里有永远擦不完的皮鞋油 ， 沏不完的茶叶、吃不完的红枣 ， 还有丝绸被、洗发水 ， 都来自学生的推销 ， 我的日常消费中 ， 一些护肤品、小首饰、正式一点的包 ， 都来自学生供货 。 ”黄灯说 。黄灯的一个学生做了纹绣行业 ， “都是套路 。 成本很低的项目 ， 可以包装为成千上万 ， 甚至上百万元的项目 。 美容搭配玄学 ， 诸如文眉 ， 一定要和人的运势联系 ， 上钩的人就会很多” 。 开餐饮店的学生处在“不请人忙不过来 ， 请人就没有利润”的境地 。 很多时候 ， 他必须亲自上阵 ， 将外卖送到一个和他境况可能差不多的人手中 。 “生活已被控制 ， 生活已被金钱控制 。 ”有的学生曾被骗去传销 ， 又接连拒绝职场潜规则和家人介绍的相亲对象 ， 刚毕业还很有拼劲地想着出人头地 ， 现在只想找一份一个月有四五天假、有点收入的工作 ， 找个男朋友拍拖结婚生孩子 ， 平凡地生活下去 ， 但不能如愿 ， 最终生出精神疾病 。黄灯感慨 ， 一个在现实中处处碰壁的女孩 ， 仅仅因为不愿向现实妥协 ， 始终没有获得过哪怕一次小小的突围 。一位女生绝望地想哭 ， “我还想过走歪路 ， 哪里有一个干爹型的人 ， 帮我找一份工作 ， 让我安稳下来 ， 然后我再去追求梦想 ， 再去提升自己” 。黄灯表示 ， 现在大学生面临的压力要大得多 。 她的大学班级 ， 班上70%学生来自农村 ， 通过高考 ， 确实改变了生存、命运 ， 他们大多不仅获得了稳定的职业 ， 享受了计划经济时代单位分配的住房(或者购买了房价低廉时候的住房) ， 得以在城市轻松扎根 ， 更成为各自家庭的支柱 ， 充分享受了大学文凭带来的极高性价比 。扩招后 ， 大学生已从“天之骄子”堕入凡间 ， 身边很多普通劳动者都可能拥有一张贬值的大学毕业证 。 学生们被逼到绝境 ， 唯一能够下手的对象只有自己 。莫晓是黄灯2015级的学生 ， 与840万人一起毕业 ， 一毕业他就失业了 。 他1995年出生 ， 个子不高 ， 瘦小的身体里藏着对文字极大的热情 。 他每天坚持写作 ， “我要当好作家 。 ”去年毕业后 ， 莫晓找了一份教育机构的工作 ， 培训完发现自己只是教学机器 ， 于是辞职 。 失业的当口 ， 堂弟找他创业 ， 做汽车方向盘改装 ， 这位文人做起粗活儿 。 “那段时间很拼 ， 每晚两三点睡觉 ， 一早六七点起床拉客户 。 ”很快疫情来了 ， 没什么单子 ， 租金又要交 。他做起兼职 ， 服务员、快递分拣员、保安、助教 ， 每天盯着招聘网站 ， 有兼职就做 。 还遇到过兼职群骗子 ， 让每人交5元钱 ， 几百人的群交完钱 ， 就解散了 。他在景区做保安 ， 衣服大大的 ， “我做保安是别人保护我 。 ”同事看他瘦小年轻 ， 给他派轻活儿 。 在餐厅第一次做服务员 ， 他心理上接受不了 ， 后来觉得能养活自己就不算丢人 ， 慢慢把脸皮磨厚了 ， 胳膊也因端菜变粗了 。分拣快递的活儿是从晚上6点干到第二天早上6点 ， 其间时常弯着腰 ， 盯着流水线上不同的字母数字 。 一个女孩穿了短裤来上班 ， 被主管当众训斥 ， 后面一排男生窃窃地笑 。 “我真的觉得很心酸 ， 我只是来兼职 ， 过完今天拍拍屁股走人 ， 我起码有个学历在 。 她不做这份工作 ， 饭可能都吃不起 。 ”莫晓后来发现 ， 吃不起饭的是自己 ， 交完600元的房租 ， 他口袋里没钱了 。 他待在房间很久没出门 ， 突然走到外面 ， 听到摩托车声、人声、喇叭声 ， 焦躁无比 。 有一次他吃着饭突然流泪 ， “终于明白什么叫粒粒皆辛苦 。 ”他要强 ， 不找家里要钱 ， 避免雪上加霜 。 爸爸生了几场病 ， 手术花掉十几万元 。 妹妹不知道什么原因借了网贷十几万元 。 生活跟这一家人别着劲 ， 岔着道 ， 父亲的头发一夜之间全白了 ， 像一顶雪帽顶在头上 。25岁的莫晓兼职漂泊 。 “毕业我还没站稳 ， 就要让我跑了 。 突然要承担起责任 ， 我觉得好累啊 。 ”家庭的淤伤一直延伸到他瘦弱的身体上 ， 逼得他不得不强壮起来 。上大学时 ， 莫晓跟宿舍的兄弟突发奇想骑行到湖南 ， 路线没查 ， 单车也是借的 ， 两个男孩在公路上晒掉一层皮 。 那天山上空无一人 ， 夜幕笼罩 ， 两人只能摸黑拼命骑 ， 直到远处灯光闪现 ， 他几乎要哭出来了 。莫晓不知道毕业后还要翻过多少山才能见到那一点光 ， 一起骑行的朋友考上了梅州的公务员 ， 最近忙着疫情防控 。 很长一段时间 ， 莫晓的生活没有任何变化 ， 就像机器发出低沉不变的嗡嗡声 。折腾黄灯用笔记录了很多用力生活的大学生 ， 她说 ， “二本院校的起点 ， 也许让他们默默无闻 ， 但没人否认 ， 无数个体的努力 ， 正悄悄改变群体的命运 ， 并事实上推动社会更为稳固的站立 。 ”临毕业 ， 大多数学生焦虑 。 一些学生在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大悲咒》 ， 但效果了了 ， “我已经不吃肉了 ， 是佛系少女了 ， 让我打坐 ， 我还是会为未来而浮躁啊 。 ”10年前 ， 黄灯班上的学生几乎没有人考研；如今 ， 考研成了最热门的选择 ， 其次是考公务员 。 像一对平行的双杠 ， 考公、考研是二本学生借以出人头地的支点 。从早晨5点钟开始 ， 食堂门外逐渐汇成一条队伍 。 因为图书馆和教室有限 ， 学校把食堂的一层改成自习室 ， 后来又扩大一层 ， 备战考研的学生能闻到饭菜的香味 。学校重视考研 ， 有同学反映楼上食堂桌椅移动常有噪音 ， 校方就给桌椅加了一层垫子 。 人们走在“考研自习区”里 ， 会自觉把脚步放轻 。即便有了改造后的食堂 ， 仍旧容纳不下考研大军 。 实在找不到位置的人游荡在教学楼的楼梯间、宿舍的天台楼顶 。 有人在楼梯的转弯处学了一个学期 ， 与南方的闷热和蚊虫抗衡 。在所有的学生里 ， 黄灯最希望林峰考上研究生 。 从高中开始 ， 林峰掉入武侠世界 ， 写了几百万字的武侠小说 ， 每个主角都分配有自己身上的某种特质 。 工作10年了 ， 他的头像仍然是令狐冲 。其他人的骄傲如同皮肤病一样暴露在外 ， 十分敏感 ， 他的骄傲则藏在深处 。 他话不多 ， 不会刻意经营人际关系 。 第一次高考失败 ， 复读一年后 ， 他考入广东F学院 ， “在农村 ， 要么你真的很拼 ， 要么就靠读书 。 ”高考前两个月 ， 父亲工作时弄伤了手指 ， 要住院 ， 爷爷身体又不好 。 填志愿时 ， 父亲专门从医院出来跟他商量怎么挑学校 。 考前父亲出院 ， 全程在家里陪他 ， 让他静静考完高考 。在他看来 ， 人们靠两样东西实现目标 ， 金钱和意志 ， 没有前者 ， 他必须在后者上做得出色 。 黄灯评价“林峰是一个真正被兴趣吸引的人 ， 是一个有目标和梦想的人 ， 这在我教过的几千名学生中 ， 凤毛麟角 ， 难以寻觅 。 ”大学时 ， 还有老师极力推荐他去研究庄子 。这个出生在广东四会村庄里的男孩热爱电影 ， 毕业时曾想去电影公司 ， 但走近之后 ， 却发现兴趣变成职业有太多无奈 。 “电影导演都想拍文艺片 ， 但80%拍的都是商业片 。 ”有同学热衷于参加能让履历光鲜的学生会 ， 他跑去做青年志愿者 ， 毕业想找一份公益组织的工作 ， 却不得 ， 最终顺应潮流进了银行 。 他喜欢独处 ， 却被迫跟人打交道 。在银行工作一年后 ， 他决定考公务员 。 “公务员考试没有要求‘985’‘211’ ， 对普通大学生来讲是个机遇 。 ”在文凭的含金量稀释以后 ， 学生们冲向另一个看似公平的赛道 。林峰最终进入四会的一个机关 ， “之所以报考这个单位 ， 主要是因为它招录人数比较多 ， 容易考” 。 在筑起高墙的单位 ， 他不用为了取悦别人把自己打扮成另一个人 ， 更重要的是 ， 这里工资稳定 ， 给予他更多时间去思考未来该向哪个方向前进 。“像我这种家境不好的 ， 毕业之后一定要出来工作 ， 继续深造只能等自己赚钱 。 ”当下 ， 他仍然坚持考研究生 ， “起码让自己保持学习的心 ， 不要让社会同化 。 ”每当收到工资觉得兴奋的时候 ， 他总说自己被社会同化得太厉害了 ， “充满铜臭” 。他记得毕业前一晚 ， 大家约好通宵 ， 兄弟们在走廊放肆聊天 。 午夜 ， 人群逐渐困了 ， 林峰的耳机里一直重复播放一首歌 ， 港台歌星陈百强的《摘星》 ， “我要踏上路途……我要摘星不做俘虏” 。 他听着听着睡着了 ， 那种感觉至今找不到言语形容 。莫晓与林峰相隔10年毕业 ， 但他们分享同一种感受 。 莫晓在大学时期把作家梦告诉了周围所有人 ， “如果你想当作家 ， 你就放声大叫 ， 总有人能听到你的声音 。 ”他在研讨会上听一位作家炫耀自己发过传单 ， 体验生活 。 做过各种兼职的莫晓生气了 ， “什么时候发传单成为生活很差的标准了？现在的作家都这么养尊处优了吗 。 ”他觉得 ， 作家和拾荒者没什么差别 ， 一个是给素材分类 ， 一个给垃圾分类 。 他感到自己在这方面有天赋 ， 但不那么大 。写作带给莫晓快乐 ， 他写出一个新奇的开头 ， 整夜兴奋睡不着 ， 发了4条朋友圈 ， 又都改成仅自己可见 。 当初备战考研的间隙 ， 靠着3条士力架和两瓶水 ， 他从早上9点写到晚上10点 ， 过程轻松 ， 不觉得压力 ， 写完站起来时 ， 砰的一声倒在座位上 。考研失败 ， 辞掉教育机构的工作后 ， 莫晓投了上百份简历 ， 他投过公众号 ， 写了几万字的完整作品 ， 没有任何回应 。 他也投过影视公司 ， 一天写好几个短剧本拍视频 ， “有些公司盗用你一个想法 ， 但不要你 。 ”上百份简历换来不到10家面试机会 ， “我最怕过不了简历关 ， 二本是个坎儿 。 ”生活与小说一样 ， 充满巧合 。 随着疫情的阴影逐渐淡去 ， 他找起工作来反倒变得容易 。 不久前 ， 他入职一家科技期刊做编辑 ， 看着自己的名字变成铅字印在纸上 ， 感叹“多年媳妇熬成婆” 。 他把杂志拍照发了朋友圈 ， 用红笔圈上自己的名字 ， “因为不起眼 ， 所以要画圈圈 。 ”这家期刊属于中山大学的校企 ， “我身边的同事基本都是广东省最好学校的研究生 。 ”大家吃饭的时候聊起学校专业 ， 莫晓以前从不说话 ， 现在 ， 他想清楚了 ， “以后我要第一个说我是广东F学院的 ， 我不害怕尴尬了 。 ”生活正在展示好的一面 ， 他一边写作 ， 一边工作 ， 路上遇到递过来的传单 ， 一定会接 。摩擦沈毅星毕业后满足于在一台机器上充当一颗齿轮 。他潇洒的大学生活以一场散伙饭结束 。 女生们哭得稀里哗啦 ， 沈毅星没感到离别愁绪 ， “我们无知 ， 我们喝酒不管 。 ”他开始向往新生活 ， 要工作了 ， 不再跟爸妈要钱了 。他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物流公司 。 那是2009年 ， 金融危机刚刚过去 。 物流老板直接来学校招人 ， 好像很重视 。 “定位我们是公司的重点人才” 。 沈毅星任职两个月就辞职了 。 “老板要成立航空部 ， 让我们搞空运 ， 高估了我们二本学生的能力 ， 连我们的英语都没衡量一下 。 ”没人带路 ， 沈毅星自己打退堂鼓了 。他后来参加银行的统招 ， 投了家乡河源的岗位 ， 到乡镇上班 。 “我家里全部做小生意 ， 有卖服装的、卖水果的 ， 我父母在档口卖肉 。 我也想搞这些 ， 比他们有更好的营销手段 。 ”毕业时 ， 沈毅星去当地的百货、超市面试 ， 延续家族的生意路 ， 但父母劝他进入体制内 。“我父母20年每天三四点起床 ， 没睡过安稳觉 ， 他们觉得体制内不用受这种苦 ， 吃公粮的人社会地位高很多 。 他们认为进了国企 ， 娶妻生子买房 ， 只是时间问题 。 ”沈毅星顺利进入银行 ， 从乡镇小职员做起 ， 一步步借调到大城市 ， 如今“抛妻弃子”地满省出差 ， 一个月只回家几天 。 他说自己身上有一种底层不服输的“小强精神” ， 练就了把脸贴在地上摩擦 ， 再起来笑一笑的勇气 。 他从一个腼腆的大学生 ， 蜕变成善于交际的金融从业者 。一次期待已久的升职 ， 几乎已经确定就属于他了 ， 结果在突击考试上他没考好 ， 机会落入别人囊中 。 “感觉自己付出了四五年 ， 提拔的时候突然被捅了一刀 。 ”领导在宣布结果时 ， 不具名提到了他的失误 ， “把我按在地上摩擦 。 ”第二天 ， 他面貌一新去找领导道歉 ， 承诺把未来工作做好 ， “我是打不死的小强 ， 挺佩服自己的调节能力的 。 ”沈毅星把借调到广州看成人生的一次转折 。 “像我们这种没出身 ， 能力又不拔尖 ， 在小地方很难发展 。 ”在县城工作那几年安逸 ， 下班就是爬爬山 ， 找好吃的 ， 晚上打打牌、唱唱歌 。 他在25岁看到了自己的50岁 。来到广州上班后 ， “好像井底之蛙打开了井盖” ， 他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 他在县里写东西的要求是“写清楚 ， 看得懂”；到了省里 ， 要求变成“简单明了 ， 一个字不多 ， 一个字不少” 。 有时一篇文稿一晚上改十次八次 ， 最终还是要领导再改 。他感到在大城市工作的压力 ， “别人以为我外表光鲜出差是到处旅游 ， 他们看不到我工作到夜里一两点 ， 脖子一抬 ， 整个背都是酸的 。 ”他有个亲戚 ， 名校毕业 ， 在北京做律师 ， 带家人游玩的间隙拿出电脑噼里啪啦地敲着 ， “这不是压力是什么？”他觉得自己没有重点大学的学生聪明 ， 不是领导者 ， 是合格的工兵 。 但做好螺丝钉也需要坚守 ， “不是冰做的 ， 打进去就消失了 。 ”工资不是卑微的薪水 ， 那也是血汗钱 。“老鼠生出来的孩子不去打洞 ， 要成仙得付出太多常人难以理解的辛苦” ， 沈毅星说 ， 他婚后攒够了钱买房 ， 孩子是打地铺时出生的 。 “我发现 ， 市里的同事小孩很多初中高中就已经规划出国了 ， 人的差距以指数级拉开 。 ”他始终觉得自己没有走出农村 ， 称自己为“涉农白领” ， “只有拼命跑才不会被雨淋 。 ”他尽力让普通话显得标准 ， “因为你没有伞 。 ”他在童年得到一本小人书 ， 能看上10遍 。 直到小学毕业 ， 他都没摸过足球 ， 属于乡野孩子的娱乐是在山沟里跳塘 ， “不淹死就好了 ， 能活到现在 。 ”而他的孩子已经对农村缺少感知 ， 只知道那里是“打棒棒(指放鞭炮)的地方” 。去年毕业10周年 ， 沈毅星回学校看看 ， 校门口的湖已经干涸 ， 湖底躺着几辆坏了的共享单车 。 他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 回家的周末被嬉闹声环绕 ， 他感到知足 。 他说大学教育相当于第二次出身 。 大浪淘沙 ， 冲出来了金子 ， 但更多的是沙 。林峰也抱着孩子回过学校 。 他们都处在30多岁的年纪 ， 已成家立业 ， 找工作时赶上经济发展的上升期 ， 房价在“山脚” ， “比较平缓 ， 靠走还能走上去” 。10年后 ， 莫晓面对的是更加坚硬的现实 ， “我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 ， 怎么买得起五六万元一平方米的房子？”黄灯说 ， 对有些同学而言 ， 通过买房、做生意 ， 早就理顺了个人生活 ， 实现了财务自由 ， 而对另一部分同学来说 ， 不但居无定所 ， 收入有限 ， 工作也极不稳定 。 客观来说 ， 两者分野的关键要素是房子 。15年来 ， 黄灯像一张唱片 ， 总为刚来校园的人播放 。 在外国文学史的课堂 ， 主题是《红与黑》里于连的命运 ， 讨论经久不息 。教室周围种着高高的白玉兰 ， 小巧的校园遍布南方植物 ， 天空高远 。 一个普通的课堂场景 ， 黄灯多年后回忆起来 ， 仍然记忆深刻 。这些年在课堂上 ， 她越来越少提起务虚的东西 ， “找不到契机 ， 自己也困惑” 。 她曾跟学生们讲经典的诗歌 ， 学生们觉得很搞笑 。 “他们没有廉价的激情 ， 不会用到诗意这个词 ， 只用戏谑和调侃的口吻描述当下感受 ， 那些网红词汇 。 ”但她知道 ， 无论日常生活多么的贫乏 ， 无论现实多么缺乏诗意 ， 学生们在创造一切条件去行动 。 黄灯觉得他们“读书不一定改变命运” ， 但他们避免了 ， 若不读书就会滑入更为糟糕境地的可能 。(应采访对象要求 ， 文中沈毅星、莫晓、林峰为化名)（原题为：《我就是二本生》）本文来自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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