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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豚|首例人工繁育江豚野放，揭秘其背后迁地保护30年( 三 )


在王克雄看来，迁地保护在长江江豚保护的特定阶段还有其另外的意义。虽然包括原生栖息地保护和原生种群保护的就地保护是根本，也是重心，但因为涉及面和牵涉利益更广，早期推进很难，而迁地保护涉及范围小，更容易着力。
郝玉江认为，2017年长江江豚科考之前，基于长江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的现实，“我们支持建立更多的迁地保护区来进行个体种群之间的交换。”2017年长江江豚科考之后，结果显示，江豚数量下降的趋势得到缓解，加上国家在长江发展和保护理念上的变化，“我们认为长江江豚保护的形势已经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自然种群的保护和就地保护越来越有希望。”
作为迁地保护的一个成果，天鹅洲正在向其他保护区不断输出江豚。郝玉江介绍，2015年天鹅洲保护区曾输出4头江豚到监利何王庙保护区，2016年输出2头江豚到安徽的西江保护区。同时，“14年，15年和17年，这3年内，分别从长江武汉天兴洲段和鄱阳湖引入部分江豚个体到天鹅洲保护区，以帮助改善天鹅洲故道江豚的种群和遗传结构。”
郝玉江认为，在各个迁地保护区之间开展江豚种群的个体的互换，可以改善小种群的遗传结构，避免近交衰退，促进种群健康发展。
迟来的“升级”：对未来看好，但不能盲目乐观
6月19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农业农村部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长江江豚等物种拟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这是1989年以来，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单第一次大规模调整。
此前数年，关于江豚保护升级已有多次“传言”，但一直没有真正“落地”。
对此，学界有一个共同的看法，升级推进缓慢在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名录更新的不及时。“名录理论上至少五年应该调整一次。1989年之后，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一直没有调整，但种群变化是动态的。”郝玉江认为，30年的时间，很多动物的状况都发生了变化，甚至是很严重的变化，“像白暨豚就没有了，白鲟也没有了，中华鲟也已非常濒危。”
江豚|首例人工繁育江豚野放，揭秘其背后迁地保护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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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鹅洲长江故道水面
虽然没有完成真正升级，但自2014年开始，农业部内部下发的通知一直要求把江豚按照国际一级保护动物对待。2016年更是出台了《长江江豚拯救行动计划(2016—2025)》，在这份十年计划里，进一步发出了预警：（江豚保护）多年努力所取得的保护成效并未从根本上扭转长江江豚种群数量持续下降的状况，并且可以预见随着长江干流及两湖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危害程度将进一步加剧，长江江豚的处境十分危急。如果不采取人为干预措施，预测在未来10余年内，长江江豚种群极可能下降到野外灭绝的临界数量。
在王克雄看来，江豚保护升级之后，江豚的捕捞运输必须报农业部，涉江豚工程建设项目的审批也要到国家层面，同时，生态补偿方案和金额也会调整，对江豚的伤害的法律处罚力度也会不一样。而参与到江豚保护的科研机构和社会组织会更多，“这些对于江豚保护都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但王克雄同时认为，升级之后“也可能带来一些障碍”。原本一些地方政府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必须经国家层面审批，“这可能会给地方政府在推进保护的行动和决策方面带来一些压力。”
对于升级后的江豚保护前景，王克雄则持谨慎乐观态度，“极度濒危的状况短时间内不会扭转，因为江豚基数比较少，整体数量回升还需要一段时间。”
在王克雄看来，虽然长江全面禁渔带来了江豚生态环境的改善，但长江流域自然岸带和河床的固化、长江水域桥梁建设的密度、长江航运和航运船舶产生的噪声等，仍然在威胁着江豚的生存环境。
王克雄提醒，虽然目前长江江豚迁地保护的种群比较稳定，野外种群数量也有一定的基数，“但物种灭绝往往是断崖式的灭绝。”
王克雄解释说，早期江豚在长江里面是连续分布的，如果某个地方少了几头，会很快补充过来。而现在江豚在长江上的分布是片段化的，而且段与段之间没有交流。“几个种群有可能同步下降，不能形成互补。到了某个临界点很有可能一下子就垮下来了，甚至人类都来不及反应。”
据王克雄介绍，目前长江上的部分江面，有上百公里已经没有江豚，“对保护的前景是看好的，但并不能盲目乐观。”
王克雄认为，迁地保护区物种的野化和放归，首先要把缺失的片段区域补充起来，“这相当于在中间架起了一个桥梁，以点带面。路要怎么走，还需要进一步探索。”
红星新闻采访人员 刘苹 王震华
编辑 郭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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