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圆券末日:蒋经国为何感叹“中国百姓真是善良”
金圆券末日:蒋经国为何感叹“中国的百姓真是善良”？核心提示：金圆券改革之初 ， 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 ， 真是善良” 。 但是 ， 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 ， 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 ， 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 ， 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 。
第二天 ， 各大报纸刊发币制改革的消息和详细方案 ， 国民党《中央日报》撰写了社论 ， 其中有句话耐人寻味：“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 ， 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 ， 割得不好 ， 则同归于尽 。 ”而今看来 ， 果然一语成谶 。同日 ， 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 ， 并往全国各大城市派遣经济督导员 ， 监督各地执行币制改革政策 。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 ， 集中了全国一半左右的工业生产和大部分金融业 ， 金银外币与物资储藏也最为丰富 ， 能否在上海回收足量的金银外币并控制住物价 ， 是此次币改成败的关键所在 。蒋介石不但在20日当天亲临上海 ， 会见工商金融界人士 ， 而且派来的督导员来头最大：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正督导员 ， 蒋经国作为副督导员协助督导 。谁都看得出来 ， 身为“太子”的蒋经国名副实正 。 俞鸿钧乐得清闲 ， 挂名不出力 ， “连一只足都没有插进”经济督导办公室 。 这个机构的组成人员 ， 几乎都是蒋经国在赣南推行新政时的辅弼之士 。蒋经国本人更是想借着督导上海经济大展拳脚 。 他把自己一手组建的经济勘建大队带到上海 ， 并以此为基础 ， 拉起了一支上万人的“大上海青年服务队 。 ”在动员会上 ， 蒋经国鼓动队员们 ， 对付那些抵制币制改革的巨商、富户、官僚 ， 要拿出武松打虎的勇气 。 历史上有名的“蒋经国上海打虎”之说就由此而来 。“捣乱金融市场的并不是小商人 ， 而是大资本家和大商人 。 所以要严惩 ， 就应从‘坏头’开始 。 ”抵达上海两天后 ，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时年38岁的蒋经国热情高涨 ， 在上海造出了雷霆万钧的声势 。 他发动“打虎”运动 ， 声明“只打老虎 ， 不打苍蝇” ， 强调“在上海应当做到不管你有多少的财富 ， 有多大的势力 ， 一旦犯了国法 ， 就得毫不容情的请你进监狱 ， 上刑场” 。一时间 ， 上海的经管工作显得轰轰烈烈 ， 蒋经国慷慨激昂的言辞和雷厉风行的做法 ， 颇有令人耳目一新之感 。 舆论开始把蒋经国称为“中国的经济沙皇”、“打虎英雄” 。金圆券发行之初 ， 上海滩着实热闹了一番 。23日 ， 金圆券正式发行 。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 ， 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 。 据上海《大公报》当日报道 ， 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 ， 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 ， 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 。 ”在此过程中 ， 也发生了一些麻烦 。 新发行的金圆券上并未注明“金圆”字样 ， 而且票面上居然标注着1945年印制 ， 让不少人怀疑其真假 。原来 ， 由于币改实行仓促 ， 新的金圆券纸币已经来不及印制 。 幸而俞鸿钧想起 ， 中央银行库中存着一批未及发行的关金券（专供进口关税所使用的一种货币） ， 面额很小 ， 因为通货膨胀发展太快 ， 这些钞票印好后 ， 其面额已经没有发行价值 ， 所以被封存了起来 。 这回派上了用场 ， 最早的一批金圆券实际上用的是关金券 。 金圆券的信用从发行之初就被打了折扣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 ， 尚能按规定办事 ， 轮到蒋经国口中的“坏头” ， 就没那么乖顺了 。 他们比普通百姓了解国民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 ， 对金圆券的前途看得很清楚 ， 于是千方百计想保住手中的金银外汇 ， 不兑换金圆券 。持有尚方宝剑的蒋经国祭出了严厉的铁腕政策 。蒋经国一一召见上海的大资本家、企业家、金融家 ， 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 ， 交出金银外汇 。 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 ， 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 。 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 ， 不敷衍不行啊 ， 要防他下毒手！”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 ， 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 。有些人被蒋经国吓住 ， 老实就范 ， 有些人仍然虚与委蛇 ， 暗中投机 ， 终于激怒了蒋经国 。“昨晚接南京电话 ， 要从速处理违犯经济法令的各种案件 ， 并主张严办大的投机商人 。 上海的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 ， 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 。 今天已下决心严办奸商 。 ”9月2日 ， 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第二天 ， 一批大老虎被抓了起来 ， 包括声名煊赫的荣氏家族头号人物荣鸿元 ， 烟草公司的总经理黄以聪和纸业公会的理事长詹沛霖 ， 还有杜月笙的公子杜维屏 。 同一天 ， 第一只被蒋经国拿来为“打虎”运动祭旗的“大老虎”——林王公司总经理王春哲被特种刑庭判处死刑 。蒋经国的高压强力手段确实起到了一定效果 。 一直到九月底 ， 上海的物价“八一九防线”纹丝不动 ， 收兑金银外币颇有进展 ， 银行利率有所下降 。 上海的经济似乎正在向着平稳的方向发展 。然而 ， 平稳的表象之下 ， 暗潮汹涌 。骑虎难下被蒋经国抓住的“老虎”之一杜维屏 ， 获罪原因就是8月19日的巨额抛售股票 。这起被定性为币改泄密的经济案件 ， 原本不在蒋经国上海之行的计划之中 。 但是币改尚未公布 ， 就已经有人以此投机 ， 扰乱股市 ， 负责督导上海币改的蒋经国不能坐视不理 。他派人前往《大公报》调查 ， 要求采访人员提供信息来源、说出所载“隐秘之人”究竟是谁 。 结果 ， 奉行“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大公报》根本不买蒋经国的账 ， 以新闻报道自由、保护消息源的理由 ， 守口如瓶 。蒋经国倒是没有为难《大公报》 ， 究竟是谁在抛空股票 ， 只要彻查当天的交易记录就可以 。 很快 ， 调查便有了结果 。抛空永安纱厂股票者是两个女子 ， 一个叫李国兰 ， 一个叫杨淑瑶 ， 她们在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分别开了“兰记”、“淑记”两个账户 ， 累计抛空七百万股 。在当时的上海股市 ， 这种做法叫“抛空空股股票” ， 也就是现在的期货做空 。 她们不需要实际持有股票 ， 只要缴纳保证金就能交易 。 而保证金只有交易额的10% ， 她们需要的前期投入只有实际交易额的十分之一 。 而她们获利的条件就是一个——股价下跌 。币改实行 ， 股市停业三天 ， 股市重挫是一定的 。 只有提前获知了币改消息的人 ， 才会放心大胆地让两个毫不懂股票期货的女子去做这样的大额抛空 。李国兰的丈夫叫陶启明 ， 在财政部任职机要秘书 ， 正是他在8月18日把当时最重要的金融机密文件——《币制改革计划书》送到了上海 。陶启明很快被抓获 ， 他随即供出同案是财政部秘书长徐百齐 。如果案件到此为止 ， 严格地说也不算泄密案 ， 只是利用了内幕消息 。 李国兰和杨淑瑶抛售的股票合计七百万股 ， 获利24亿元 ， 相当于金圆券8000元 ， 不足以引起股市震荡——他们只想借机发发小财 ， 补贴家用 。但尾随其后的“大老虎” ， 却在嗅出了其中玄机后 ， 总共抛出永纱股票超过三千万股 ， 导致股市跌停板 。 他就是杨、李抛售股票的华美公司鸿元证券号老板 ， 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 。这样一只“大老虎” ， 正是蒋经国需要杀一儆百的典型 。 杜维屏被捕了 。令人奇怪的是 ， 杜月笙对自己的儿子被抓似乎不以为意 ， 即便是蒋经国已经在上海开了杀戒 ， 他也不闻不问 。 有媒体称杜月笙对此“颇致怨恨”时 ， 他特意公开表示：“币制改革 ， 只能成功 ， 不许失败 ， 为心所祈求 。 经国先生执法相绳 ， 不罔不纵 ， 深致敬佩 。 ”纵横上海滩数十年的“老头子”杜月笙都敛爪服软了 ， 蒋经国非常得意 ， 在媒体广泛宣传金圆券泄密案 ， 使其成为敲山震虎颇有成效的一笔 。其实 ， 杜月笙比时年38岁的蒋经国要老辣得多 ， 他的反击在暗中进行 。上海有家声名赫赫的官商公司 ， 在《北平无战事》中也实名出现 ， 即扬子公司 。 它的全称是“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 ， 是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于1946年4月开设 。 扬子公司借孔祥熙之势 ， 倒卖囤积 ， 早已人所共知 ， 只是碍于孔家势力 ， 没有人敢举报 。 但金圆券泄密案破获后不久 ， 扬子公司被人举报了 ， 举报人还随信附上了大量证据 。 据说 ， 正是杜月笙指派手下人搜集的这些证据 。接下来 ， 就发生了一个颇具戏剧性但难以考证的桥段：在蒋经国举行的上海工商业巨头会上 ， 他刚做完一番“本人此次秉公执法 ， 谁若囤积逾期不报 ， 一经查出 ， 全部没收 ， 并予法办！”的演讲 ， 杜月笙起身不疾不徐地说：“犬子维屏违法乱纪 ， 是我管教不严 ， 无论蒋先生怎样惩办他 ， 是他咎由自取 。 不过我有一个要求 ， 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 ， 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 。 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 ， 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 。 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 ”蒋经国倒是说到做到 ， 六亲不认 ， 真的下令查封了扬子公司 ， 拘捕了孔令侃 。 只是 ， 他太低估官商勾结的能量了 。孔令侃搬来了自己的姨妈、蒋经国的继母宋美龄 。 当时在侧的蒋经国挚友贾亦斌 ，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录下这样的一幕：在中秋节那天 ， 宋美龄特意将蒋经国与孔令侃召到一起 ， 要蒋体念手足之情 ， 顾念大局 ， 但结果却是一场撕破脸皮的争吵 ， 蒋表示要“依法办事” ， 孔则怒道：“你不要逼人太甚 ， 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 ， 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 ， 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 ”宋美龄的调停没有结果 ， 自己“气得脸色煞白” ， 只能给远在北平指挥作战的蒋介石打电话 ， 要他火速南下 。蒋介石一到上海 ， 就严厉训斥了蒋经国 ， 随后出面会见上海各界 ， 为扬子公司开脱 。 这一幕之后 ， 上海警察局出面召开采访人员会 ， 声明“扬子公司所查封物资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 给其披上了合法外衣 ， 查处一事就此烟消云散 。查办扬子公司未果 ， 是蒋经国在上海遭遇的最大挫折 。 “打虎英雄”变成了骑虎难下 ， 打虎不成反被虎伤 。 蒋经国日记的语气越来越疲倦狼狈：“XX公司（扬子公司）一案未能彻底处理 ， 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 ， 引起外界的误会 。 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 ， 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 ， 抵抗的力量亦甚大 。 ”“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 倘使不能坚定 ， 即很快就会崩溃 。 ”杜维屏在交了一笔保释金后被放了出来 ， 孔令侃则在缴纳了罚款后远赴香港——老虎没被打着 ， 打虎的“武松”却不得不退场了 。 11月6日 ， 蒋经国辞去督导员职务 ， 在这天日记中 ， 他写道：“望黄浦江上的晚景 ， 觉得格外凄惨 。 ”这天 ， 上海的物价狂涨四倍 。彻底崩溃如果蒋经国真的查处了扬子公司 ， 币制改革是不是能够成功？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事实上 ， 就在蒋经国以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查封扬子公司的同时 ， 上海的“八一九防线”已经摇摇欲坠 。10月4日 ， 查封扬子公司两天后 ， 蒋经国的日记记载：“自星期六（10月2日）起 ， 市场已起波动 ， 抢购之风益盛 。 ”对于抢购风的出现 ， 蒋经国仍将其归咎于不法商人的囤积居奇 。 商品市场上 ， 物价虽稳 ， 却是有价无市、有市无货 ， 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藏匿商品 ， 减少亏损 。 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 ， 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 ， 让货物留在车皮内 ， 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地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 。 同时 ， 他们还唆使一些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 ， 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 ， 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真实情况远不是如此简单 。市场有其自身运行规律 。 以行政的铁腕手段强行控制物价虽然可以稳定一时 ， 却带有极大的虚假性、欺骗性 。 物价的稳定不过是掩耳盗铃 ， 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蒋经国是各地督导员中最有力的执行者 ， 上海的物价也仅仅被冻结了四十余天 。 而其他各地 ， 物价上涨、抢购风潮已经此起彼伏 。 即便是市面上能够维持限价 ， 暗中的黑市交易也已经风起云涌 。因为蒋经国强硬的限价令从来没有超出过上海以外的范围 ， 所以上海成了涨价汪洋中唯一一座限价孤岛 。 各地赶来上海的抢购者汹涌而至 。 即便上海商人不囤积货物 ， 也无法满足抢购所需 。 那些老老实实遵守限价交易的商家叫苦不迭 ， 他们的进货价在不断上涨 ， 按照限价出售只能“赔本赚吆喝” 。生产企业更是陷入困境 。 上海集中了全国一半的工业生产 ， 因为原料价格大幅上涨 ， 工厂纷纷要求停工 。 但蒋经国声称倘若如此 ， 将予没收 ， “彼等不得不以其生产品亏本出售 。 ”对金圆券币改的失败原因 ， 在金融层面有很多分析指向币改方案的天然弊端 ， 比如没有准备金、强兑金银外汇掠夺民财等等 。 其实 ， 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治下的国民经济已经病入膏肓 ， 根基已烂 ， 只作用于货币层面的法币改金圆券是换汤不换药 。金圆券对国民政府的垂死病体是一剂虎狼之药 。10月4日 ， 上海的“八一九防线”也守不住了 。 为了安抚商人 ， 蒋经国允许其对烟酒调整零售价 。 口子一开 ， “防线”彻底崩溃 。 人们纷纷开始抢购所有可以抢购的东西 。 粮食、棉花、药品甚至棺材 ， 所有能够交易的商品全部从市场上消失 。国民党政府以高压手段维持的限价政策 ， 终在无情的经济规律作用下宣告失败 。 10月31日 ， 国民党政府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 ， 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 ， 彻底放飞了物价 。 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 ， 平均上涨20多倍 ， 米价暴涨近百倍 ， 从每石20元直涨至2000元 。11月1日 ， 蒋经国发表《告上海市民书》 ， 承认“在70天的工作中 ， 我深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 ， 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 ， 而在若干地方上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 。 ”至此 ， 轰轰烈烈的蒋经国上海打虎偃旗息鼓 ， 灰溜溜地收场了 。十天后 ， 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 ， 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 ， 即承认原定二十亿元的发行限额无法维持 ， 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更趋恶性化打开了闸门 。 金圆券一举贬值80% ， 币制改革实际宣告失败 。 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 ， 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 ， 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 。此后 ， 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 ， 贬值速度犹如自由落体般垂直向下 ， 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 。 币改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 ， 至1949年5月 ， 金圆券共计发行82万亿多元 ， 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 。 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 ， 1949年5月 ， 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 ， 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 。 当月米价1石3亿元 ， 黄金1两兑50亿元 ， 美金1元兑8000万元 。金圆券改革之初 ， 蒋经国曾感叹“中国的百姓 ， 真是善良” 。 但是 ， 这份“善良”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 ， 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 ， 升斗小民以其辛苦和血汗积攒的金银外汇 ， 化为了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 。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 ， 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 ， 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 ， 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 。 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 。 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民主人士储安平对当政者的炮轰可谓时论之代表：“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 ， 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 ， 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金圆券让国民党政府人心尽失 ， 加速了其垮台 。1949年4月23日 ， 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 5月27日攻取上海 ， 随即宣告停止金圆券流通 。 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 ， 仍继续发行金圆券 ， 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 ， 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 ， 其价值亦逐日惨跌 ， 几同废纸 。 ”7月3日 ， 广州国民政府停发金圆券 ， 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国民党在币改中也有收获 ， 那是用金圆券掠夺的民脂民膏：全国共收兑黄金165万两 ， 白银904万两 ， 银元2355万元 ， 美元4797万元 ， 港币8747万元 ， 折合美金总数约14214万元 。 这笔巨额的硬通货财富 ， 过后被国民党悉数带往台湾 ， 成为其在台湾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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