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无非两种命运( 三 )


什么是疯子?挑战上帝规制、世俗规制、人类当下认知极限的理想主义者 , 是虔敬的、富于热忱和罕见激情的使命家 。



某种程度上 , 正是一代又一代的“疯子” , 把人类从一个又一个的不可知、不可为带到了可知与可为 , 从蒙昧时代带到了理性与科学的时代 。


人类仍然需要“疯子”引路 , 需要女娲与普罗米修斯 , 需要补天者和盗火者 。 然而 , 客观地讲 , 至少过去500年 , 我们中国在科学、艺术、哲学、经济学等领域对人类的贡献有限 。


“有人统计 , 科学界有4000到6000多条定律或定理 , 犹太人占世界总人口数不到1% , 贡献15%;中国人一直占世界人口20% 左右 , 贡献率不到1%” 。


这不是因为智力差异 , 中华民族的聪明智慧恐怕是任何人也无法否认的 , 也不是因为我们缺乏冒险家和使命家、缺乏“盗火”的疯子、缺乏理想主义者 , 问题应该出在文化与环境上 。


“枪打出头鸟”的文化哲学怎么能够诞生爱因斯坦——一个“不务正业”的妄想者?怎么能够产生牛顿——不就是苹果掉在地上 , 有什么可吹嘘的?怎么能够容忍霍华德·休斯——一个伟大的飞行冒险家同时又是一个强迫症患者、一个“代表着美国时代”的伟大企业家同时行为又极度乖张、一个被总统接见过的大众偶像同时又是瘾君子?


我们的社会与與论环境会包容乔布斯和埃隆·马斯克吗?我们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会崇尚个性的张扬吗?会鼓励幻想、妄想、梦想吗?


天才和疯子从来都是在反对者营造的不宽容中确定真理 。 反对者更多的是旧秩序、旧概念、已知体系的卫道者 , 他们更多的是用确定性的标尺去检验和衡量不确定性事件和不确定性想法 , 所以天才和疯子这些异端的人和异端的力量 , 常常在组织中被排斥、被打压、被边缘化 。


天才和疯子在什么时候能够被组织和大众认可呢?很不幸、很悲哀的结论是 , 在组织陷入困境甚至绝境时他们才能获得理解与宽容 , 才能有自由呼吸、放纵想象力的空间 。


我这几年经常思考两个问题 , 一个问题是:假使华为不是一家完全的私人合伙制企业 , 而是一个国有控股或参股企业 , 或是一家上市公司 , 或是一家外资参股企业 , 华为会不会有今天的发展?我认为不会 。


原因很简单 , 绝不会有股东容忍任正非这样的“疯子”把理想凌驾于股东利益之上 , 也不会有财务型股东允许管理层每年把面向未来的研发投入、面向人才的战略投入高于年均利润的2倍和3倍 。


这也就决定了华为企业属性的纯粹性——员工饱和持股制 , 这是华为的制度根基 , 也是华为巨大的战略回旋空间 , 使得华为能够不断张扬自身的创新意志 , 从理念创新、制度创新到组织创新 , 尤其是技术和产品的创新 。


另一个问题更值得深思:假使过去的30多年华为的发展一马平川 , 没有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外部打击和内部挑战 , 没有遭遇一次又一次的苦难和危机 , 华为还会不会有今天的成就?我认为不会 , 肯定不会 。


没有人喜欢苦难 , 但历史就是这么乖谬和沧桑:


苦难不一定带来辉煌 , 但辉煌常常与苦难相伴而至 , 华为过去30多年的危机不断逼出了华为的持续创新和持续发展 。 这背后有一个隐性逻辑 , 就是任正非常说的“家贫思良妻” 。


我理解他的意思应该是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重视人才、重视人的大脑 , 既要给人的大脑定高价 , 更要给空间、给自由 。


华为从来都没有一帆风顺过 , 所以华为才在30 多年间凝聚了十几万名精英 。 这样的因果关系正确吗?是必然还是或然?既让人迷惑 , 也值得深入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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