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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 二 )

易中天：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
荒谬自然有荒谬的原因 。 原来 ， 前次省里派一位姓虞的知府到介休县查案子的时候 ， 林县长卑躬屈膝百依百顺 ， 要什么给什么 。 就连虞专员要泡妞 ， 林县长都帮着找人 ， 临了还让他腰包鼓鼓 ， 满载而归 。 然而虞专员回到省里却没有说林县长的好话 ， 反而撺掇张省长把林县长的一个小岔子上报中央 ， 害得林县长鸡飞蛋打 ， 丢了乌纱帽 。 你想 ， 县长巴结专员、省长 ， 不就是想落点好处么？即便不能青云直上 ， 至少也得保住顶戴 。 现在倒好 ， 林县长不但没了升官的希望 ， 连一个小小的县太爷也做不成了 ， 那他凭什么还要巴结你？他又岂能不报这一箭之仇 ， 岂能不设法把自己的“损失”补回来？林县长心里很清楚 ， 张省长断然不敢将材料上交 。 那好 ， 老子就狠狠敲你一笔 ， 让你们知道七品芝麻官也不是好惹的！俗话说 ，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 林县长现在成了光脚的 ， 他怕什么！这件事最后由二品大员张省长向林县长低头 ， 重金买回举报材料了结 。 具体的价码 ， 是现银一万（可以买三个县职） ， 并将林县长任期内的亏空一笔勾销 ， 由后任承担 。 作为知情人之一 ， 时任朔平知府的张集馨在他的《道咸宦海见闻录》一书中记录了此案的全过程 。 吴思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以下简称《潜规则》）一书也引用了此案 。 根据这个案例 ， 也根据其他证据 ， 吴思先生得出一个结论 ， 那就是：历史上的中国官场实际上不是按照中央精神和红头文件来运作 ， 而是靠一系列虽不成文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且行之有效的规矩来维持的 。 这样一种规矩 ， 吴思先生称之为“潜规则”；而在我看来 ， 由此表现出来的腐败 ， 就该叫做“非典型腐败” 。2.制度并不能保证一切我们不妨就拿医生的红包这件事来做个分析 。凭良心说 ， 我对医生收受红包 ， 是持同情态度的 。 老话说 ， 黄金有价医无价 。 又说人命关天 ， 救人一命 ， 胜造七级浮屠 。 生命毕竟是最可宝贵的东西 。 所以 ， 一个医生 ， 如果医德医术都好 ， 起死回生 ， 妙手回春 ， 就该拿高薪、得重奖 。 可惜现在还做不到 ， 也就只好由病人来奖励了 。 但是 ， 另一方面 ， 病人已经按照规定缴纳了医疗费用 ， 再送红包 ， 岂不是在完粮纳税之后再交“耗羡”吗？再说了 ， 奖励应该是在事后 ， 红包却必须送在事前 ， 这和送“冰敬”、“炭敬”又有什么两样呢？因此 ， 它又是一种非典型腐败 。 问题在于 ， 尽管官方三令五申 ， 媒体也再三披露 ， 但只要自己家里有人要上手术台 ， 病人家属就会千方百计地给医生、护士、麻醉师送红包 ， 挡都挡不住 ， 这又是为什么？说白了 ， 是不放心 。谁都知道 ， 当一个病人走上手术台时 ， 他就把命交给医生了 。 手术的结果 ， 他自己是完全不能把握的 。 从理论上讲 ， 一个手术 ， 有三种可能：成功 ， 基本成功但有后遗症 ， 失败 。 造成这三种结果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 ， 但在那些不懂医术的病人心里 ， 则认为全在医生的“一念之差” 。 这是他们千百年来和官府打交道得出的经验 。 在他们看来 ， 病人做手术和草民打官司 ， 是一个道理 ， 即都是把自己的小命交给一个素不相识、却又握有生杀予夺之权的人去摆布（只不过病人交的是肉体生命 ， 草民交的是政治生命） 。 摆布的结果 ， 他自己是不知道的 ， 也是不能控制的 ， 你让他怎么放心？事实上官府的断案 ， 也有极大的随意性 。 所谓“官断十条路” ， 也就是在相当宽泛的范围内 ， 左一左 ， 右一右 ， 宽一点 ， 严一点 ， 都合法 。 反正怎么判都是官有理 。 上级考核下级 ， 就更是如此 。 “说你行你就行 ， 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 ， 行也不行” 。 一个官员管事多 ， 可以说他勤勉 ， 也可以说他无事生非 ， 扰民；一个官员管事少 ， 可以说他懒惰 ， 也可以说他无为而治 ， 高明 。 反正嘴是两张皮 ， 咋说咋有理 ， 而且是谁有权 ， 谁有理 。这就不能不事先提防 。 实际上许多人的送礼 ， 并不一定就是想攫取更大的利益 ， 多半还是为了避免伤害 。 在中国传统社会 ， 一个手中握有权力的人 ， 如果要想伤害一个并无权力的平民老百姓 ， 那是很便当的 ， 有时甚至不过举手之劳 。 关于这一点 ， 吴思的《潜规则》里面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 ， 我就不重复了 。 我认识一位裴响铃老人 ， 原先在一家报社当采访人员 ， 只因为领导看他不顺眼 ， 就趁“反右斗争”之机把他送去劳教 ， 连手续都没有办 ， 也没有送审和报批 。 相反 ， 这位受害者要为自己讨个公道 ， 却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 后来 ， 裴老写了一本书 ， 叫《我这一生》 ， 由燕山出版社出版 ， 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看看 。其实 ， 只要看过几出古装戏 ， 多少有点历史知识 ， 便都会知道“民告官”有多难 。 拦轿喊冤 ， 要先“掌嘴”（也就是打耳光）；上堂击鼓 ， 要先打五十大板；告御状（也就是向最高法院申诉） ， 要滚钉板（也就是趴在钉满钢钉的木板上背诉状 ， 而且要背得一字不差） 。 所以 ， 如果不是有天大的冤情 ， 几乎没有人愿意去告官 。 何况 ， 就算民告官不那么难 ， 该走的程序总还要走 。 等你把所有的程序走完 ， 很可能人已经杀了 ， 牢已经坐了 ， 所有该受的罪也都已经受了 ， 甚至你已经倾家荡产家破人亡了 。 比起送红包来 ， 哪个合算？相反 ， 如果只要送了红包 ， 就能解决问题或者不受伤害 ， 又有多少人会不送？可见 ， 红包 ， 是用相对较少的代价换取公正和安全的经济手段 ， 也是中国人（包括老百姓和地方官）在千百年历史中付出血的代价才换来的人生经验 。 在整个社会尚未得到合理的改造之时 ， 我们不能单纯地谴责红包 。既然红包反正要送 ， 那么 ， 有个“例” ， 有个“规” ， 总比没有好 。 至少 ， 大家心里不会一点底都没有 。 也就是说 ， 人们并不指望不送红包 ， 而只希望能有个规矩 。 这个规矩应该包括以下内容：第一 ， 它能规定一个大致“合理”不太离谱的价格 ， 并能有一个方便的渠道把这个价格告诉我们；第二 ， 应该能让当事人知道如何送 ， 保证能送到 ， 对方不会嫌少或拒收；第三 ， 红包送达以后 ， 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保障 。 如果大家都能按照这三个标准做事 ， 那就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 。 取消红包？想都不要想！那么 ， 能不能建立一种制度 ， 让我们的人民（也包括下级官员）不用送红包 ， 自己的权益就能得到保障 ， 或者就能得到公平的待遇公正的评价呢？这当然是应该努力去做的事 ， 而且应该说也做得很努力了 。 这些年许多人都有一个共识 ， 就是认为腐败之所以“野火烧不尽 ， 春风吹又生” ， 是因为制度不健全 ， 让人钻了空子 。 因此应该加快制度的健全和完善 。 这当然并不错 。 但如果以为只要有了完善健全的制度就万事大吉 ， 却未免过于乐观 。 在我看来 ， 再好的制度也只是“术” ， 不是“道” 。 “道”不变 ， 变“术”是没有用的 。 而且 ， 说得悲观一点 ， 只怕是制度越严密 ， 腐败就越严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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