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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

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原始标题 ：非典型腐败文 / 易中天本文选自易中天《帝国的惆怅》来源: 公号 灵魂SU醒易中天：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
1.病例这是一个被人讲过的老故事 。公元1839年 ， 即清道光十九年 ， 山西官场出了件怪事 。 介休县一位姓林的县长（当时的正式称谓是“知县”） ， 向省政府递交了一份报告 ， 告发一系列官员的违法乱纪行为 ， 并请求省府转呈中央 。 揭发的内容有二十二条 ， 几乎涉及本省所有主要官员 ， 还涉及到一个大学士（汤金钊）和一个尚书（隆云章） 。 明清两代 ， 有内阁 ， 无宰相 ， 身为阁臣的大学士地位很高 ， 实际上被官场和民间视为宰相 。 尚书当然就是部长 。 那时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 ， 即吏部（管官员）、户部（管财政）、礼部（管教化）、兵部（管军事）、刑部（管刑律）、工部（管建设） ， 所以尚书的地位也很高 。 清代官阶 ， 内阁大学士正一品 ， 尚书从一品 ， 都是“位极人臣” 。 涉案官员的级别如此之高 ， 范围如此之广 ， 一旦上报朝廷 ， 惊动圣听 ， 立马就会引起轩然大波 ， 不知多少人身家不保 。山西藩台张澧中接到报告 ， 顿时吓出一身冷汗 ， 一连几个晚上睡不着觉 。 他太知道这里面的利害了 。 林县长的报告是正式公文 ， 压是压不住的 。 林县长的举报证据确凿 ， 赖也是赖不掉的 。 赖 ， 只会越描越黑；压 ， 则犯了欺君之罪 。 当然 ， 就这么交上去也不行 。 因为这些事他自己都有份 。 思前想后 ， 只好硬着头皮向新任巡抚杨国桢汇报 。易中天：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
这里我们要稍微交代一下清朝的官制 ， 因为这点知识我们总归用得着 。 清制 ， 省一级的地方官和府、州、县不同 ， 是两个 ， 即藩台和臬台 。 藩台和臬台同为省长 ， 只是职权范围不同 。 藩台的正式官名是承宣布政使 ， 简称布政使 ， 主管一省的民政和财政 。 另外 ， 省内官员的升迁调动 ， 理论上也归布政使管 。 臬台的正式官名是提刑按察使 ， 简称按察使 ， 主管一省的司法和监察 。 另外 ， 也管邮政和监考 。 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有自己的衙门 ， 也都有相当于现在厅、局、科、办的下属职能部门 ， 是地地道道的一级地方政府 。 布政使的衙门叫布政使司（藩司） ， 按察使的衙门叫按察使司（臬司） ， 号称二司 。 二司是平级单位（藩司地位略高） ， 平时各行其政 ， 遇到大事则要由二司会议 ， 所以藩司和臬司合起来才是省政府 ， 藩台和臬台也都是省长 。不过藩台和臬台并不是省里的一二把手 ， 因为他们之上还有巡抚 。 巡抚才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 有人因为巡抚统领一省事务 ， 就说巡抚相当于省长 ， 其实是不准确的 。 实际上巡抚和总督一样 ， 是中央政府派驻地方的“省之上级官员” 。 他们是中央官 ， 不是地方官 ， 因此也都有中央政府的职衔 。 总督例兼都察院右都御史衔 ， 是名义上的监察部部长 。 巡抚则例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衔 ， 是名义上的监察部副部长 。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监察部 ， 起先也都叫“御史台”（汉初也叫“御史府”） ， 明太祖洪武年间改为“都察院” 。 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 ， 副长官叫副都御史 ， 都分左右 。 左职留在中央 ， 主持监察部（都察院）日常工作；右职派到地方 ， 作为代表中央监察地方的大员 。 所以 ， 总督和巡抚 ， 原本不是地方官 ， 而是特派员 。总督和巡抚不但是监察官员 ， 还是军事官员 。 除兼任监察部的部长、副部长外 ， 总督同时还要兼领兵部尚书衔 ， 是名义上的国防部长 。 巡抚则兼领兵部侍郎甚至兵部尚书衔 ， 是名义上的国防部副部长甚至部长 。 巡抚和总督既然是中央派驻地方的“监省之官” ， 他们的衙门也就只有一些普通工作人员和私人聘请的“幕友”（秘书） ， 没有下属职能部门（厅、局） ， 因此不算一级地方政权或政府 。 从法理上说 ， 省政府只能是藩司和臬司 。易中天：非典型腐败比非典型肺炎更难对付
总督和巡抚作为中央派驻地方的官员 ， 开始是非常任的 ， 有事情才指派 。 但久而久之 ， 就变成常任的了 。 清代的情况 ， 大体上是巡抚管一省 ， 总督管多省（二个或三个） ， 只有直隶和四川例外 。 直隶和四川是只有总督没有巡抚的 ， 他们也只管一个省 。 于是巡抚就成了省里的一把手 ， 藩台（布政使）变成二把手 ， 臬台（按察使）变成三把手 。 巡抚正二品 ， 藩台从二品 ， 臬台正三品 ， 清代省里面负领导责任的官员 ， 主要就是这三个 。现在省里出了这样的大事 ， 作为二把手的藩台张澧中不敢擅自作主 ， 便向一把手巡抚杨国桢汇报 。 杨国桢刚刚调到山西不久 ， 正在雁北地区（当时叫朔平府）视察 。 看了林县长的举报 ， 大为惊诧 。 林县长说 ， 我们山西 ， 每当钦差大臣（比如大学士汤金钊和尚书隆云章）驾到时 ， 总要由太原府出面 ， 以办公费的名义向山西藩司（省政府）借二万两银子做招待费 ， 事后再向下属层层摊派 。 每次摊派的数目 ， 总在三五万上下 。 这当然是明显的违法乱纪 。 因为朝廷三令五申 ， 各级官员务必奉公守法 ， 不得铺张浪费 ， 更不得索贿受贿 。 钦差大臣代天子巡视 ， 就更应该以身作则 ， 怎么可以这样骄纵奢靡？招待一下就是二万两银子 ， 吃工作餐难道要用这么多钱？剩下的钱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钦差大臣的腰包？这是一 。 其二 ， 招待钦差用了二万两银子 ， 收上来的摊派费却是三五万 ， 多余的钱又到哪里去了？是不是落进了张澧中之流的腰包？要知道 ， 三五万两银子可不是小数 。 据吴思先生计算 ， 它相当于1000万人民币 ， 在江南一带可以购买二三百处有正房有偏房的院子 。 如果用当时官员的俸禄来计算 ， 则相当于一个一品大员200年的薪水 。 所以 ， 这两条要是深究起来 ， 张澧中也好 ， 汤金钊和隆云章也好 ， 不掉脑袋 ， 也得掉乌纱帽 。问题在于 ， 张澧中他们这样做 ， 并不是他们胆大妄为 ， 更不是他们的发明创造 。 全中国各省各府都是这么做的 ， 只不过因为各地贫富不均 ， 银两的数字有些出入罢了 。 大清帝国的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 ， 他们的前程并不掌握在老百姓手里 ， 甚至也不掌握在皇上手里 ， 而是掌握在上级官员手里 。 我们知道 ， 当时全国共有18行省 。 每省一个布政使（藩台） ， 一个按察使（臬台） ， 就是32员 。 此外 ， 一省一个巡抚（直隶、四川的抚职由总督兼领） ， 共16员 。 直隶、两江、闽浙、湖广、陕甘、四川、两广、云贵 ， 各总督一员（山东、山西、河南三省没有总督管） ， 共8员 。 这样 ， 仅省与省之上级官员就有56人 。 皇帝能看住这些人 ， 就算不错 。 省以下的地方官 ， 他其实是管不了的 ， 得靠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他们来管 。 这个道理 ， 道、府、州、县们都明白 。问题是 ， 上级官员虽然权力很大 ， 油水却不多 ， 因为他们并不直接和老百姓打交道 。 而且 ， 官越大 ， 离老百姓就越远 ， 搜刮民脂民膏就越困难 。 这就要靠下级官员来“孝敬” 。 我们知道 ， 帝国的官员包括中枢官员（京官）和地方官员（地方官） ， 而地方官又可以分为两大类 ， 即“牧民之官”和“牧官之官” 。 州官、县官是“牧民之官” ， 是管老百姓的 。 总督、巡抚、藩台、臬台、知府是“牧官之官” ， 是管下级官的 。 “牧民之官”地位低、权力小、油水大 ， “牧官之官”则相反 。 因此管官的官要靠管民的官来孝敬 ， 中枢官则要靠地方官孝敬 。 地方官都有自己的地盘 。 这地盘上不但长庄稼 ， 也出银子、出女人 。 地方官要拿一点来用 ， 是很便当的（州官和县官则尤为方便） 。 老百姓是“羊” ， 地方官是“牧” 。 牧人要从“羊”身上拔几根“羊毛” ， 还不是小菜一碟？但地方官能够当上牧人 ， 全靠上级官员关照（总督、巡抚、藩台、臬台们则要靠京官关照） 。 那么 ， 难道不该贡献一点“羊毛”？所以 ， 作为一个地方官 ， 招待来地方视察的上级官员 ， 是他们的本分 。 下级地方官为自己的上级招待上级“出血” ， 也是他们的本分 。 比如省里招待中央来的领导 ， 当然要由县里出钱 。 中央来的领导虽然不会领县里的情 ， 但省里会领 。 作为一个县长 ， 这也就够了 。 县长只要哄得省长高兴 ， 前程就有了保障 。 要他出点钱 ， 他不会有意见 。 至于省里在计划外多要了一些 ， 也不值得大惊小怪 。 县里向乡里、向百姓收税收费的时候 ， 不也是要多收一些的吗？因此张澧中他们的做法并不标新立异 。 他们遵守的 ， 是官场中一条虽不成文 ， 却约定俗成彼此心照不宣的规矩 ， 当时的说法叫做“陋规” ， 也叫“规礼” 。 反倒是林县长的揭发有些“出格” ， 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 大家都在做的事你也告 ， 你这官还想不想当了？所以 ， 杨巡抚看了张藩台汇报 ， 便对陪同视察的朔平知府张集馨说：你们山西的吏风怎么如此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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