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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为什么无法拯救明朝

玉米为什么无法拯救明朝2014-09-30 09:52 东方早报陈永伟作为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人统治的封建王朝 ， 明朝的灭亡总是让后人不禁扼腕叹息 。 为什么这个曾经强大的王朝会逐步走向衰落 ， 最后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迅速崩塌？关于这个问题 ， 已经有很多人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 有的人说 ， 这是封建制度的内在矛盾决定的 ， 也有人说 ， 这是由于明王朝的腐败导致的 。 而最近很有影响力的一套学说则认为 ， 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明朝时运不济 ， 摊上了坏天气 。根据这套理论 ， 明朝中后期 ， 恰逢“小冰河期”影响最为剧烈的时段 。 从公元1600年到公元1644年之间 ， 由于“小冰河期”的影响 ， 气候持续异常 ， 在全国范围内连续爆发了水旱灾害 。 接踵而来的灾害不仅掏空了帝国的财政 ， 消耗了王朝的元气 ， 更引来了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 正是在这一连串持续的打击下 ， 明王朝才走向了穷途末路 。一、“气候—治乱循环”：王朝的宿命？传统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气候-治乱循环”：在气候相适宜的时期 ， 农业生产状况良好 ， 整个社会能承受的人口数量也随之较多 ， “大治”的局面就会出现；而当气候变得恶劣后 ， 农业遭到破坏 ， 社会冲突也随之出现 ， “大乱”的局面随之到来 。用气候因素来解释王朝的兴衰 ， 这看起来似乎是生拉硬扯 ， 很不严肃 ， 但背后却蕴含着极为深刻的道理 。 我们知道 ， 在传统社会中 ， 社会的治乱状况是和农业的丰歉紧密相联的 。 由于农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波动的影响 ， 因此从整体上看 ， 传统社会中的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了一种“气候—治乱循环”：在气候相适宜的时期 ， 农业生产状况良好 ， 整个社会能承受的人口数量也随之较多 ， “大治”的局面就会出现；而当气候变得恶劣后 ， 农业遭到破坏 ， 社会冲突也随之出现 ， “大乱”的局面随之到来 。其实 ， 如果我们放眼整个人类文明史 ， 就会发现其实“气候—治乱循环”不仅主宰了明王朝的命运 ， 而且影响了很多伟大帝国的兴衰 。 美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布莱恩·费根曾写过一本叫《洪水、饥馑与帝王》的畅销书 。 在书中 ， 他就利用详实的史料向读者展示了厄尔尼诺现象所引发的灾害对古埃及、玛雅等文明带来的打击 。 而一些更为严肃的学术杂志上也介绍了很多关于“气候—治乱循环”的研究 。 例如 ， 《自然》就曾在2011年刊登过一则研究报告 ， 介绍了两千五百多年来气候对欧洲政局的影响 。 借助于气候考古学技术 ， 报告的作者发现气候变冷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 。综上所述 ， “气候—治乱循环”确实可谓是传统王朝难以摆脱的一种轮回宿命 。 那么 ， 如果明王朝究竟有没有机会打破这种轮回 ， 避免衰亡的厄运呢？有不少学者认为 ， 这种机会是完全存在的 ， 而这个可能拯救王朝命运的“机会”来自万里之外的玉米 。二、玉米：来自美洲的救星？玉米的种植有可能缓解人口压力 ， 并减少气候波动带来的影响 ， 从而为破解“气候—治乱循环”创造条件 。 因此有人认为如果玉米获得广泛推广 ， 明王朝就可能避免1644年覆亡的命运 。玉米的原产地在美洲 。 居住在当地的玛雅人利用了数百年的时间 ， 将野生玉米改良成了适于种植 ， 又具有较高营养价值的品种 。 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 ， 玉米才连同甘薯、马铃薯、辣椒等美洲作物一起 ， 辗转传播到了中国 。 在今天看来 ， 玉米是再稀松平常不过的作物 ， 但在明朝时 ， 它却是一个十足的舶来品和稀罕物 。和中国传统的稻、麦等粮食作物相比 ， 玉米具有众多独特优势 。 首先 ， 玉米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 ， 具有耐旱、耐寒、耐贫瘠、容易在山区和沙质土壤地带种植等特性 。 在我国的古籍中 ， 就曾形容玉米“不择硗确”、“但得薄土 ， 即可播种” ， “虽山巅可植 ， 不滋水而生” ， “盘根极深 ， 西南山陡绝之地最宜” 。 对于地理环境复杂 ， 多山、多贫瘠土地的中国来讲 ， 玉米的上述特征意味着它能解放很多原本不能使用的荒地 ， 让更多的土地可以得到利用 。其次 ， 和传统粮食作物相比 ， 玉米在单位产量上具有明显的优势 。 据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估计 ， 在传统的生产技术下 ， 玉米的播种可使亩产增加10%左右 。 如果采用与小麦、春谷或高粱轮作的方式 ， 其产量提升还更高 。最后 ， 和传统作物相比 ， 玉米具有良好的抗灾性 ， “涝水之患弗及”、“旱蝗俱不能灾” 。 这些特性使得播种玉米的地区在面对水旱灾害时的产量波动变得更小 。以上这三个特征叠加在一起 ， 就使得玉米的种植有可能缓解人口压力 ， 并减少气候波动带来的影响 ， 从而为破解“气候—治乱循环”创造条件 ， 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 有人认为如果玉米获得广泛推广 ， 明王朝就可能避免1644年覆亡的命运 。不过 ， 玉米种植都没有被当作一种主要作物而得到应有的重视 ， 即使是如徐光启等有识之士也没有意识到它的潜在价值 。 当时 ， 除了云南等个别省份外 ， 玉米的种植范围仅局限于沿海、沿河等交通比较便捷、人们来往较多的地区 ， 且基本上是一些传统农业生产区 ， 这让使得玉米耐旱涝、适于山地沙砾种植的优势很难体现 。当时玉米作为粮食的价值也没有被人们所认识 ， 例如明末学者屈大均在谈到明清之际广东农村种植玉米情况时曾指出“玉膏黍 ， 一名玉膏粱 ， 岭南少以为食” 。 在一些地区 ， 它甚至仅被用作园艺作物 ， 在“田畔园圃间艺之” 。说到这儿 ， 也许有的读者要感叹 ， 正是明朝统治者的愚蠢 ， 没有因势利导推广玉米种植 ， 从而为自己失掉了度过危机的最后机会 。 但是 ， 凭借玉米的广泛种植 ， 明王朝就会摆脱覆灭的命运吗？心怀凌云之志、欲图重振明朝的崇祯皇帝就没有必要吊死在煤山之上吗？三、从救星到灾星活跃于清朝中前期的白莲教徒 ， 以及在清朝后期对帝国造成巨大打击的太平天国成员 ， 都曾以山区为基地和清王朝展开过对峙 ， 而玉米就是他们军粮的主要来源 。要回答这一问题 ，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玉米在中国普遍推广后的情况 。明清之交 ， 战乱频繁 ， 导致大片地区毁弃为荒地 。 清朝建立后 ， 统治者为恢复生产 ，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等大规模的移民活动 。 在此过程中 ， 玉米、甘薯等新引入的美洲作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 至康乾时期 ， 社会生产的逐步恢复 ， 人口大幅增加 ， 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 ， 人地矛盾开始突出 。 广大贫农迫于生计 ， 开始背井离乡 ， 进入人口相对稀少、封建势力又相对薄弱的山区 ， 从事垦荒活动 ， 而适合山区种植的玉米也在此过程中被带入山区大规模种植 ， 一些地区出现了“遍山漫谷皆包谷”的局面 。 著名史学家梁方仲先生曾进行过一项估计 ， 在这段时期 ， 中国农作物的耕种面积扩大了近一倍 ， 而其中的绝大部分新开耕地都是被用来种植玉米的 。 由清代中后期至民国初年 ， 玉米开始被全国众多地区接受为主要的粮食作物 ， 尤其是在穷人中 ， 甚至“恃此为终岁之粮” 。根据以上事实 ， 我们似乎可以得出结论：玉米确实有助于破解“气候-治乱循环” ， 从而帮助传统国家走上富强之路 ， 而明王朝的悲剧只在于和本可以拯救它的玉米失之交臂了 。但是 ， 这样的结论恐怕是下得太早了 。 为了说明这点 ， 我们不妨来看两则史料 。 在清朝嘉庆初年 ， 浙江某县颁布了一项政令 ， 禁止民众种植玉米（“不得仍种苞芦”） 。 到道光初年 ， 类似的禁令在陕西也出现了 ， 当时的西乡县令方传恩下令“永将北山封禁” ， 以禁止玉米种植 。 而在道光十三年 ， 更有御史上奏朝廷 ， 请求通过禁止“棚民开山”、“种植包米” 。 究竟是什么原因 ， 让曾经为国家带来繁荣、帮助王朝避免危机的玉米成为了被政府下令禁止种植的作物呢？原因是 ， 玉米的种植此时已经给清王朝带来了莫大(博客,微博)的威胁 。 一方面 ， 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指出的 ， 玉米十分适宜在山地种植 ， 这让原本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山区聚集起了庞大的人口 。 这些人口中的很大一部分都是原本保守压迫、失去土地的流民 。 这些人聚在一起 ， 很容易成为社会稳定的隐患 。 事实上 ， 活跃于清朝中前期的白莲教徒 ， 以及在清朝后期对帝国造成巨大打击的太平天国成员 ， 都曾以山区为基地和清王朝展开过对峙 ， 而玉米就是他们军粮的主要来源 。 另一方面 ， 玉米对环境的破坏力量也在这个时期内凸现了出来 。我们已经指出 ， 玉米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 ， 能在十分恶劣的自然环境下生存 。 而这种优势其实是和其对环境的破坏力量紧密相联的 。 古代的农书中就曾经记载 ， 玉米“最耗地力 ， 根入土深使土不固” ， 会对水土造成很大的破坏 。 尤其是在山区 ， 种植玉米会带来水土流失 ， 让“石骨尽露、山头无复有土” 。 这就决定了 ， 对于那些大量种植玉米的地区 ， 面临水旱灾害时 ， 所受的灾害将更为严重 。综合以上两点 ， 我们不难知道 ， 在玉米种植时间较久后 ， 它身上的魔力就会退去 ， 看似已经被破解的“气候—治乱循环”又会重新到来 ， 并且其表现形式可能会更为激烈 。四、“气候—治乱循环”的背后在玉米引进初期 ， 由于山地、荒地大量存在 ， 因此“产量效应”被瞬间激发出来 ， 加之“风险分担效应”的存在 ， 这使得在一段时期内农业产量大幅提升、产量的稳定性得到了明显改善 。 而相比之下 ， “环境塑造效应”的作用体现得并不明显 。 不过在农业潜在产量大幅提升后 ， 人口的增速也显著提高 。 不久之后 ， 人口的总量又会遵循马尔萨斯的预言 ， 回到人口容量的边界上 。为了理解玉米的魔力为何会退去 ， “气候—治乱”循环为何会去而复来 ， 我们需要对“气候—治乱”循环有一些更为深入的理解 。从理论上看 ， “气候—治乱循环”是“马尔萨斯陷阱”的一个特殊表现 。 在前现代社会中 ， 农业生产率的进步是相对滞缓的 ， 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段内 ， 农业生产率会保持在一个稳定的状态 。 这一相对的稳定生产率决定了经济中潜在的粮食产量 ， 而该潜在产量正是决定社会中人口容量的最重要因素 。 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曾经指出 ， 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 ， 人类繁殖的本能总会将人口推进到人口容量的边界上 。当然 ， 人们在进行生育决策时 ， 所依据的是潜在的粮食产量 ， 而在现实中 ， 实际的粮食产量往往是偏离潜在水平的 。 决定实际产量和潜在水平偏离程度的两个原因是气候的变化和农业的抗灾能力 。 在气候条件较差、水旱灾害频发的年景 ， 如果缺乏良好的抗灾能力 ， 农业的实际产量就会严重低于潜在水平 。 此时 ， 粮食相对于人口而言 ， 就显得极为稀缺 ， 人口压力将随之显现出来 。 在严重的人口压力之下 ， 人们为了争夺有限的粮食资源 ， 发生冲突的概率就会大为增加 ， 社会动乱也就更容易发生 。前现代社会中 ， 农业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使用技术、种植的作物都相对固定 ， 这就使得潜在粮食产量以及农业的抗灾能力都可以被认为是基本不变的 。 在这样的条件下 ， 外生的气候波动就成为了影响人口压力程度和动乱发生率的主要原因 ， 而从表现上看 ， 气候波动和社会治乱的同步变化就呈现了出来 。 在美洲作物传入之前 ， 中国的农业恰好是处于上述意义上的均衡状态 ， 因此“气候—治乱循环”现象就表现得十分明显 。玉米等美洲作物被引入中国后 ， 会通过三个渠道对“气候—治乱循环”发生影响：第一个渠道是“产量效应” 。 也就是说 ， 它的引植不仅使得农业单产大为提高 ， 而且使得广大的山地、盐碱地都能够被利用 ， 这几个因素的叠加使得农业的潜在产量大幅增进 ， 社会的人口容量也极大增加 。 失地或少地的农民可以通过开荒来弥补生计所需 ， 这就使得一段时期内人口的大幅增长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同时发生成为了可能 ， 从这个意义上看 ， 玉米等美洲作物确实扮演了“社会减压阀”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渠道是“风险分担效应” 。 在中国历史上 ， 水旱灾害是引发社会动乱的重要诱因 ， 而玉米等美洲作物良好的抗灾性极大地减少了气候波动对农业产量的影响 ， 因此也能够降低由此带来的社会动乱发生率 。第三个渠道是“环境塑造效应” 。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 ， 长期种植玉米会大大增加水旱灾害的频率和烈度 ， 而这则会间接增加社会动乱的发生率 。尽管在玉米被引植后 ， 上述的三种效应是同时发生作用的 ， 但从其影响力度来说 ， 是存在一个消长过程的 。 在玉米引进初期 ， 由于山地、荒地大量存在 ， 因此“产量效应”被瞬间激发出来 ， 加之“风险分担效应”的存在 ， 这使得在一段时期内农业产量大幅提升、产量的稳定性得到了明显改善 。 而相比之下 ， “环境塑造效应”的作用体现得并不明显 。 不过在农业潜在产量大幅提升后 ， 人口的增速也显著提高 。 不久之后 ， 人口的总量又会遵循马尔萨斯的预言 ， 回到人口容量的边界上 。 值得一提的是 ， 由于玉米适宜山地种植的特性 ， 在人口膨胀过程中 ， 聚集在山地的流民比例大幅上升 ， 这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安全隐患 ， 因此只要遭受天灾 ， 人口压力加剧后 ， 积蓄的各类矛盾将会以比以往更为激烈的方式表现出来 。 在新近发表的一篇论文中 ， 我和我的同事已通过严格的计量分析 ， 对以上所有事实加以了印证 。给定以上事实 ， 我们可以知道 ， 玉米本身虽然有暂时缓解“气候—治乱”循环的功效 ， 但它并不能彻底破解这一循环 。 因此 ， 即使当时的明朝统治者推广了玉米种植 ， 也不能从根本上摆脱危机 ， 而只会推迟危机的发生 。 打破“气候—治乱循环”这种任务 ， 对于玉米这样一种农作物而言根本就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五、现代化才能解决“气候—治乱循环”西欧各国抓住了土豆为他们赢得的时间 ， 从而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 ， 彻底摆脱了传统社会、打破了主宰自己命运数千年的“气候—治乱循环” 。 而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却没有把握住玉米给自己争取到的时间 ， 这才是最应该引人叹息的 。正当中原大地经历明亡清兴、改朝换代之时 ， 远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却逐步摆脱了“气候—治乱循环” ， 走上了现代发展之路 。 有一些研究认为 ， 西欧的成功源于来自美洲的另一种作物—土豆 ， 而其推演的逻辑 ， 基本是和认为“玉米能救明朝”的论点如出一则的 。 通过本文的分析 ， 我们不难知道 ， 这种“土豆救西欧”的观点恐怕也是难以成立的 。 土豆对于西欧的贡献恐怕也只能局限于推迟危机的到来 ， 而不能根治危机本身 。西欧各国通过土豆种植为他们赢得的时间 ， 从而通过工业革命和政治改革 ， 彻底摆脱了传统社会、打破了主宰自己命运数千年的“气候—治乱循环” 。 而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却没有把握住玉米给自己争取到的时间 ， 这才是最应该引人叹息的 。（作者陈永伟系清华大学经济学博士后 。 梁秀峰编辑,工作邮箱：liangxf@dafdaily.com）本文及配图均为趣头条自媒体用户上传 ， 不代表平台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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